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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日 星期六

丙申(猴)年十一月初五

(图)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任继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任继愈 - 生平简介 [回目录]


1916年4月15日出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长沙。此时正值暑假,就读于北大哲学系马上要升入四年级的任继愈,在家乡山东平原县从报纸上看到学校师生到长沙报到的消息,直接赶赴长沙。三校合并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云南昆明。
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随后,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先生。
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
1956年晋升为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找任继愈谈话,询问有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北大应加强宗教研究。

(图)任继愈任继愈
1961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本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中国各大学大多采用了这部教材。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1964至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送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患下了眼疾。
“文革”结束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带着眼疾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任继愈在宗教研究所一呆便是20余年。
1985年起,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7年,任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2005年,任继愈先生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改任名誉馆长。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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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愈”寓意继承韩愈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原名是任又之——“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

(图)任继愈1934年的任继愈
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在自由氛围中不读死书

任继愈先生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当然,学校除了开设音乐、体育等常识性课程外,曹老师在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时,还附带的讲授一些相关的性知识,比如告诫学生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否则会伤害身体一类的话。这对于七十年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给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传播性知识,可以说是相当开明和大胆的。”任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给任继愈留下了一个保持到现在的观点:小学与大学老师不同之处,一个是无私地奉献,而另一个可能会留一手。当我问及现在是否常回老家时,他说:“老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差不多先后故去,而我的社会关系和圈子也已经不在山东,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老家看看了。”

任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四年,但在任的心中,它有着很重要的份量。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

(图)1938年,任继愈在云南蒙自县1938年,任继愈在云南蒙自县
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这样自由的氛围是由一班倡导民主的教师创造的。一名叫鲁涤平的教师,就爱把他教授“党义”课变成了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在攻击之前,最喜好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当记者问任在中学的成绩时,他只是以“我在学校的成绩属于一般般,只是我比较幸运罢了。”匆匆带过,怪不得有人评任继愈是“谦虚中人”,而他始终都保持的这种处世态度,深得不少人的钦佩。

颠簸求学路

18岁时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任继愈后来写道“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


任继愈 - 学术历程 [回目录]

“不懂得中国农民,不可能懂得中国历史”

(图)1935年秋,任继愈在颐和园乐安堂前1935年秋,任继愈在颐和园乐安堂前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惟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到了大学三年级,也就是1937年的暑假,“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决定南迁,任当然也随着学校南移至湖南,而任所在的北大文学院正好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任过了体检,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在这个旅行团中,除了学生,还有很多当时在北大教书的知名人士,像李济同、闻一多等。不但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
但这次旅行对于任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他说:“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同时,也让他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 经过一番思考,任继愈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深刻地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尽管当时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但这与以往的选择不同的是,在他内心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和目标,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和幸福都将体现在这个目标上。
在研究的同时,他也对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说得不清楚。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
(图)1987年,任继愈在冯友兰家中1987年,任继愈在冯友兰家中
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后来他又在1983年写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一些学者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误区:“‘五四’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大量的接触,无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开了眼界。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过去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长期训练的传统,借鉴西方本来是件好事,搞不好,流弊所及成了依样花葫芦,生搬硬套。先是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他说:老子的“道”绝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王阳明心学也不能与贝克莱主观唯心论相比附。
当“湘黔滇旅行团”兴冲冲地到达昆明临时搭建起来的西南联大时,学校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校舍全是茅草顶的房屋,由于窗户没有玻璃,关与不关区别不大。幸好昆明的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让任继愈一直怀念的是,当时虽然条件差,但是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而且切磋学问也比较方便,俨然一副古代的书院生活图。课余的时间也可以听一些学术报告,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任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一笔财富,无论从他的文章还是平日的谈话,很容易让人看出他对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无限眷念。他略微自得地告诉记者说:由于张岱年先生一生都是生活在“四世同堂”般的大家庭里,所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抗战的时候,到大后方去体验生活。因为,这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这种经历尤为重要。

“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到任的嘴边作为爱国教育的“口头禅”。他说,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评判标准。任也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将其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
建国不久,任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毛泽东面授机宜,成立首个宗教研究所
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一直评价很高,甚至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在史学方面的研究。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询问任,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  


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一批曾被打倒但还健在的研究人员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19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 “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

(图)任老在国家图书馆任老在国家图书馆
题,并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87年,他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算起来呆了20余年。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焦灼,任决定在“中国无宗教”这一他看来的谬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说是突破,但何其之难?如果从当时世界思想界的形式来看,突破这一观点决不逊于从万马军中杀出重围,因为不管是外国的思想界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就连中国的思想界,“中国无宗教”的观点也占据着“主流”,当然,这种观点的存在也有其现实的情况与主观因素。正当中国思想界情绪低落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个看似文弱的老头竟然不知不觉地,抛出了一个“儒教是宗教”的言论。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篇又一篇的论述性文章在手中源源不断的诞生。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 ——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的“中国无宗教”的学说,似几滴清凉甘露滋润了整个的思想界,虽然仍然有着心虚的疑虑,但同时也夹杂了几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看似儒雅、和善老头的“能量”重新评估。任的这个论点虽然现在还未能普及开来,但已经慢慢的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精英哲学”与“群体哲学”

很多人认为,任先生的哲学研究是一种“精英哲学”,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平民哲学”的研究,所以,虽然有很多人知道任继愈,而不知道任继愈的哲学思想,这可能只是社会对任评价中的一个观点。任告诉记者说:“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

(图)任继愈信札任继愈信札
人们之所以认为任是“精英哲学”,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任是一位长期的“浮在上面”,“只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的哲学家。其实,当初,正是由于看到中国的现实,才迸发任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任说:“一个国家的改变,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变革就可以达到的,而最重要的是应该在一些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这与他在1988年写的《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的观点一致。他在《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写到:“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有时候并不是与政治上的变革相一致的。如果说政治上的变革是短期的、跳跃性的过程,那么,思想形态方面的变革便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连续过程。因此,政治上的变革是不能代替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变革的。”

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阐述小农经济意识对中国发展经济上的影响。他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占了小农经济的便宜,然而,占了便宜的同时也吃了小农经济意识的大亏。当然,现在这种意识依然存在,而且还比较顽固。”从他这种对于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关注,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浮在上面”的精英哲学家。他还将触觉伸到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琐碎问题,比如他在1956年便开始提醒政府注重中国本土医学的开发和科学利用,并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正确对待中医》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还提醒政府要注重人才的选拔与流动,并在文章《创业人才与守业人才》里利用古今事例进行对比,以示警惕。怪不得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评论他是一个“疯狂工作,并忘记自己存在的可爱小老头。”

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拼命地抨击“迷信”与“伪科学”,坚持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惟一法宝。他除了继续四处呐喊国家和学界要重视对儒教的研究外,还提倡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要总结传统哲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有机结合,找出根本。他在《我们应该求助谁》一文中写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找现成的答案,那是愚蠢的。”言下之意,是要灵活掌握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

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

他穷其一生研究个体和群体。他喜欢使用“群体认识论”这个词语。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认为:“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图)先生多年来对古籍整理孜孜以求先生多年来对古籍整理孜孜以求
在写作、授课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由他任主编的107册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才陆续出齐。任继愈认为,图书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像《中华大藏经》的底本《赵城金藏》,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保存得很好,读者看不到,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就能用了。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先生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做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

“做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是任先生的老师对他说的话,任先生也用它要求自己的学生。

任继愈先生的名字如今常常在媒体上出现,诸如认识和传播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这一类活动,总有任先生的身影。任先生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文化和学识的象征。这位学界大家的智慧和阅历承载着源远流长的过去,也启示着今天和明天。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先生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 我问任先

(图)2000年,饶宗颐先生(右二)与任继愈先生(右一)、季羡林先生(左二)、周一良先生(左一)在北京。如今仅饶老仍健在。2000年,饶宗颐先生(右二)与任继愈先生(右一)、季羡林先生(左二)、周一良先生(左一)在北京。如今仅饶老仍健在。
生:“当初您为什么选择学哲学?”任先生说:“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 上小学时任先生考试分数虽然不是很好,但考完后总要想一想为什么没答对,对自己很有帮助。任先生的体会是搞哲学要敢于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任先生不仅著书而且立说,他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还创立了“儒教是宗教”学说,当时提出时无人支持,这一学说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关系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现在这一观点渐渐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形成 “儒教是宗教”学派。一家出版社正在编辑任先生的作品集,其中有他未发表过的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讲稿。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4卷本教科书,再版10 几次,影响了不止一代学子。 现在学术界的急功近利之风使任先生感到忧虑,他认为,研究一个大的问题,三五年的时间不够,但一些年轻学者为了评职称等实际问题,急于写论文,累积字数,写出来的未必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一生有“三不”规矩

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甚至连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时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为此,他的书斋名甚至由“潜斋”更名为“眼科医院”。

他经常教育子女,“怠为万恶之源”。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任继愈曾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他说,“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任继愈 - 学术贡献 [回目录]

一、中国哲学史

(图)著作等身的任继愈先生著作等身的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佛教哲学思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三、儒教即宗教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即宗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即宗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四、古籍整理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五、无神论思想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任继愈 - 学人轶事 [回目录]



三个斋名

对于年逾九旬的著名学者任继愈来说,他所使用过的书斋,既是半个多世纪国事变化的映照,也是其刻苦治学、潜心探索的历程记录。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任继愈,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于是,在市区翠湖边一条小巷里,面对西山的三层小楼上,有了一间斗室作为生活、治学的书斋。那里原为陈寅恪先生所住,因陈先生远赴英国讲学,校方就安排任继愈搬了进来,而且一住就是七八年。房间不大,且比较简陋,但在当时情况下,任继愈感到很满足了。他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西山的朝晖夕阴,岫云出没,读书倦了,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许多。那时生活穷,物价涨,“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读了不少书。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在此,他写下“潜斋笔记”多卷,记录了自己学习、思考的成果。

解放后,任继愈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当时,政治清明,环境宽松,他在自己的一间书斋里,收藏古籍,专心研究。但,也许是感觉与时代风尚不太吻合吧,他没有给书斋起名字。及至“文革”浩劫,知识分子不遑宁处,他更无布置书斋的雅趣了。此后,忆起那段动乱岁月,任继愈不无苦涩地说,那时候无所谓书斋,因为通信地址是北大中关园宿舍,如今,取其谐音可称“中关虚舍”,因为有一半的时光虚度了。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中关园搬到市中心区的任继愈,有了条件很不错的书斋,研究、教学也硕果累累,但因年事已高,目疾日重,遵医嘱,适量工作,以治疗保护为主,他又将书斋改名为“眼科病房”了。


“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

(图)“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
在国家图书馆办公室见到的任继愈先生一身的西服革履,走路步态敏捷,坐在沙发上腰板也挺得很直,显出谨严的风度和一股精气神。任先生的养生之道是“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他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指作学问)”,主张“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视补”。他每天在早晨4、5时至8时之间读书、写作。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1左右,难以想象读书、写作对于他是怎样艰难的一件事。我想任先生之所以这样老而弥健,在于他“忘其身而身存”吧。

做人的学问

一个人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往往受用一生。任先生谈到一个小学老师对他的做人影响很大,这位老师教他们做人要正直,不要奉迎,不讲违心的话,不显示自己,尊重别人。由此我联想起当初任先生和夫人冯钟芸即冯友兰先生的侄女谈亲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对任先生曾有“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这样的评价。我发现大凡大学者都不乏文学修养,任先生把文学修养看作人的素质的必要因素。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作品,还有西方一些浪漫诗人的作品,李商隐的诗他虽然也欣赏其精美,但认为多写个人遭遇,不够大气。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任先生的学生从任先生那里体会到任先生对他们的爱护。第一次招研究生时任先生招了17个人,为的是让更多青年有求学机会。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先生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任继愈 - 大师印象 [回目录]

“任继愈先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大书”

(图)任先生近影任先生近影
今年85岁、身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坐拥书城,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依然在为书的建设添砖加瓦。说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像任先生这样一位大学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和思考,有许多学术上的心得和文章要做,比如他对学生谈到过的儒教论衡、群体认识论等等,都是他打算要写的,另外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已进展了一半左右,而他却把自己的写作和编著计划先放在一边,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资料积累的工作。

已经主编完成的106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用了10几年时间,倾注了他大量心血;还有一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对此任先生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了解到任先生“先公后私”的人生哲学,就不难理解任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做了。任先生说:“人不能光顾自己,人脱离动物界,靠群体社会生活,人的存在靠群体,也要给群体投入,个人对群体拿得少,投入多,社会才会进步。”任先生说话平易中透出深沉。他对儒、道、释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清楚地看到道教、佛教只注重为自己解脱、儒家忽视了个性的弱点,在博览古今百家、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任先生才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爱国爱事业不爱金钱

任继愈的门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白化文说,在自己众多的老师中,任先生有一大特点别人并不具备。“他实际上指挥组织了很多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比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 ”有一天,白化文接到老师的电话,说《中华大典》的民俗典要交给自己编。“我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就说我哪能成啊。结果,说了半天,他最后撂下四个字:就是你了。我哪敢不接啊。”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化文深切感受到,任继愈从来不当挂名的主编。“其他卷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他挑选的,编纂中的原则、方向等重大问题他都亲自定夺,重要稿件都要过目。”

同样感受到任继愈如此认真的,还有杜继文。他记得,为了劝说自己参与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91 岁高龄的任继愈还在大冬天里,一级一级台阶爬了5层楼,找到自己家里来劝说。而且,在五六个人组成的编委会中,任继愈拿的工资仅仅是自己的一半左右。“他组织大家编辑这些大工程,从来不想钱的问题,有时候晚辈们觉得他有点儿‘愚’。他爱事业、爱国家,却不爱金钱。”就在今年,任继愈已经住院后,还趁身体稍微好转出院时,直奔有关国家领导人家中,商议这部书的编纂问题。


不出全集的大师

如今,任继愈去世,人们却发现,和他交往的漫长岁月中,老先生从没有拉着别人为自己事忙活过。正如他的老师熊十力评价的:“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对任继愈先生的九十大寿印象颇深。“那天大家都在馆里开会,馆办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任老的生日,大家就准备给他过生日,但他坚决反对,劝了半天,最后还是全体鼓掌,就算把生日庆贺了。”   其实,任继愈的八十大寿、七十大寿等也都没有专门庆祝过。他的助理李劲回忆:“他曾经对子女说,不过生日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人们都会说些违心的话,比如 ‘长命百岁’,没有必要。”他的学生们也曾想借他过生日之机,编辑一些纪念文集送给他,也被他婉言谢绝。

李劲说,老先生也不愿意出版自己的全集。“他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水平的,全集里一般都是有水分的,那还是不要出好。”

任继愈早年著作《中国哲学史》曾影响一代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谢玺璋就是其中之一。前年,谢玺璋在担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时曾提出要再版这本书,任继愈便专门和他谈话:“这本书不适于现在出,因为里面的很多观点现在需要修订,但我自己没有时间,这个事情必须我自己负责,不能让学生来做。”谢玺璋又提出给老先生出版一本随笔集,也被谢绝了。“他说这样的书太多了,不好。”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让晚辈们感慨,如此低调在当今学术界已不多见。


“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

任继愈先生为学严谨,为人高尚。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使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乱讲。他把君子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 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棵独立挺拔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中国学术的独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学者。


任继愈 - 主要著作 [回目录]

(图)任继愈
《敦煌遗书》

一、专著

《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
《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老子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
《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
《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
《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老子绎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二、主编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增订本)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
《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图)在北大与钟敬文畅谈
在北大与钟敬文畅谈

三、论文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文史哲》1955年04期)
从“内经”看中医的理论基础( 《江西中医药》1956年06期)
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 《科学通报》1956年10期)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 《历史教学》1956年10期)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 《哲学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时代天文学和老子唯物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04期)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 《哲学研究》1959年07期)
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0年02期)
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2期;《哲学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简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学术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4期)
庄子探源之四——“后期庄学”(内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学术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3期)
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学术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哲学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6期)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学术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哲学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05期)
中国文化的特点(《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道家与道教(《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禅宗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五台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学术研究》1991年01期)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哲学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哲学研究》1992年01期)
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哲学史》1993年03期)
弘忍与禅宗( 《佛学研究》1994年01期)
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齐鲁学刊》1994年06期)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齐鲁学刊》1996年02期)
(图)任继愈
任继愈学术论文集
老学源流(《寻根》1996年02期)
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中国哲学史》1997年01期)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齐文化的产生和研究齐文化的意义(《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郭店竹简与楚文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01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贽的悲剧结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01期)
宗教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和现状( 《中国宗教》2001年02期)
谈谈孝道( 《人民日报》2001年7月24日)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五台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一,2004年)
无神论教育与科教兴国——2003年11月28日在中国无神论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01期)
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29日)
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 《北京日报》2004年2月23日)
现代文明与宗教对话(《中国宗教》2004年12期)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7日)
再谈儒家和儒教(《北京日报》2007年3月12日)
再谈儒学《中国文化报》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读后
(图)任继愈
任继愈题字

四、序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哲学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晋阳学刊》1984年05期)
《五台山古诗选注》序(《五台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国佛性论》序(《哲学研究》1988年06期)
《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学研究》1989年11期)
《阴符经素书释义》序(《中国道教》1992年03期)
《苏轼禅诗研究》序(《佛学研究》1995年01期)
《中国儒教史》序(《中国哲学史》1997年04期)
《惠能评传》序(《中国哲学史》1999年03期)
《汤用彤全集》序二(《中国哲学史》2001年02期)
《十六国帝王列传》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对中国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国儒教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2月1日)

五、随笔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1988年)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

任继愈 - 书法欣赏 [回目录]

(图)任继愈(图)任继愈(图)任继愈(图)任继愈
(图)任继愈(图)任继愈(图)任继愈(图)任继愈

任继愈 - 所获荣誉 [回目录]

(图)任先生获北大“杰出校友奖”任先生获北大“杰出校友奖”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古籍整理 任继愈 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国道教史》 任继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道藏提要》 任继愈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任继愈获“杰出校友奖”

任继愈 - 参考文献 [回目录]

浙江在线http://edu.zjol.com.cn/05edu/system/2009/07/13/015665621_01.shtml
千龙网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9/07/13/118@5075532.htm
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090713/000419.htm
新华网http://www.sd.xinhuanet.com/sdsq/2005-09/21/content_5183400.htm
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xzcq/ddxz/renjiyu/rj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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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7-13

词条创建者 : 亢亢儿

编辑者 : 亢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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