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句: Build your own dreams, or someone else will hire you to build theirs. 打造自己的梦想,否则你就会被雇用去打造别人的梦想。 跟读

汉语站

2016年12月5日 星期一

丙申(猴)年十一月初七

(图)2009年7月11日8时50分,季羡林先生病逝2009年7月11日8时50分,季羡林先生病逝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07月11日早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季羡林 - 季羡林追思会在北大举行 [回目录]



(图)前来悼念的群众排起长队前来悼念的群众排起长队
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北大百年讲堂拉起进场围栏,仅几分钟时间,前来拜祭的各界人士就已排起了50米长的队伍。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均穿着素色衣服,耐心地等待着入场,虽然天气也非常闷热,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厌烦的情绪,每个人都在静静地等着。
据悉,今天下午季老在京的学生们会集体参加北大吊唁活动。 中山装遗像体现朴素、平和和乐观本色 遗像遗像 照片中的季老身穿一件中山装,头戴一顶淡紫色毛线帽,面带微笑,身后的背景是初春低垂着的杨柳。淡淡的绿色衬托着那身简朴的中山装,老人那淡淡的微笑显得格外慈祥和健康。

(图)先生遗像先生遗像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树叶都刚刚发芽,天气还有点冷,季老穿得比较多,那时季老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季羡林先生唯一的儿子季承说,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充分体现出了季老朴素、平和和乐观的本色。 中央领导对季羡林辞世表示深切哀悼 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徐才厚、李瑞环、李岚清、陈至立、马凯、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不同方式向北京大学转达对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深切哀悼,委托北京大学向季老亲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

季羡林 - 生平 [回目录]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翻译家董秋芳。

季羡林季羡林
1930年,19岁时,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季羡林 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 ,共24卷。

(图)季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季先生一生,著作等身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 《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南亚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羡林 - 口述人生轨迹 [回目录]

烧成灰也爱国 曾直面日本人刺刀

在二十世纪灿若星河的学术大师当中,季羡林是比较奇特的一个,他既没有家学渊源,也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但却从老家的田间地头一路走来,走上了学术巅峰,期间的曲曲折折也颇耐人寻味。有人说,季羡林是中国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见证人,因为季羡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1911年8月,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山庄--官庄。在他出生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末代皇帝溥仪被请下帝王宝座。季羡林对幼年的的回忆中,穷和饿是关键词。在山东西部最穷的县里找最穷的村,在这个最穷的村里找最穷的家,那就是季羡林的季家。

穷到怎样一个程度呢?自己从来没吃一顿饱饭,但是,有一点好东西,他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就是母亲从外祖母那个邻居那,拎回来一罐牛肉汤,从这个汤里边呢,结果捞出来一小块牛肚,那一辈子吃的,就是第一次吃那么好吃的东西,拿出一块小牛肚来以后呢,又舍不得一口吞下去,拿了一个生了锈的小刀一点点切着吃了这一块小牛肚,那觉得是一生吃的最可口的一次饭。小时候季羡林并不爱读书,家里连带字的纸条都没看过。虽然6岁就来到济南求学,但很快,动荡的时局打乱了这里的平静。

季羡林说,他没什么理想,少无大志,高中毕业以后,家里边没钱,就想找一个职业,当时的时候呢,是抢一只饭碗。因为他小学毕业的时候,觉得

(图)青年季羡林青年季羡林
自己学习不好,所以好学校他不敢报,他最后选了一个什么呢?当时济南有两个就是名声不好的学校,一个叫破正谊,一个叫烂育英,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正谊中学,而当时他入了学以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就是鞠思敏先生,当时他是做正谊中学的校长,所以这个人是当时最有名的爱国者之一,日本人进了济南以后,慕名想求他出来做伪政权的一个官员,坚决拒绝,挨饿也不拿日本人的面粉,所以这个人就是一生爱国对季羡林的影响特别大。
校长的风骨感染了少年季羡林,从1928年日寇占领济南那天起,当地学生组织的反抗就没有停止过,季羡林和伙伴们一道发过传单、撬过铁路、烧过日货,让日军非常头痛,于是,针对学生的抓捕和枪杀时有发生,17岁的季羡林,险些死在日寇的刺刀底下。
那天,季羡林正好家里有件什么事情,要到一个药店去,被日本人拦住了,因为日本人是最恨学生的,因为学生一直在搞反日的活动,所以看见季先生一看,突然发现他腰里扎了根皮带,日本人说你是学生。后来季羡林跟他说,现在我经商,现在商人呢,也多少有一点钱了,也能系得起皮带了,这样就是算勉强的过去了,他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沉着,肯定会被抓起来,因为当时是明晃晃的刺刀。
这件事情,对季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青少年时代的季先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遗憾,就季先生会十几种外语,但是唯独不会日语,他不学日语,他从青少年时候他下定决心,不学日语。但是国难并没有因个人的侥幸逃脱而结束,1931年9·18事变,日军悍然占领东三省。
季羡林此时已经是清华大学大二的学生,学生们对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纷纷来到政府请愿。刚满二十岁的季羡林更是满腔热情,救国如救火,为了让蒋介石出兵抗日,他和众多学生一起,奔赴南京请愿,甚至卧轨绝食。他们坐火车是从前门火车站走的,到前门火车站的时候,站长不让上车,不让上车就是不能去南京,这些学生怎么办呢?就是卧轨,结果呢,因为学生卧轨后来站长不得不让这些学生去了。赴南京请愿只是季羡林清华学生时代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清华四年是季羡林一生的转折点。

清华求学时期:对胡乔木说“玩命的事干不了”

(图)季羡林与胡乔木季羡林与胡乔木
季先生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运动,而且他喜欢的运动非常时髦,网球,还有手球,他花很大的力气打过手球,而且他不会抽烟,他觉得自己不会抽烟很,有很大遗憾,他居然花钱找了一个人教他抽烟,而最后也没教会。
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这里回廊曲径,花木蓊郁,著名的“水木清华”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季羡林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个文学青年,出于对国事与文学的关注,他们走到了这里。工字厅是他们放言国事、指点文坛、臧否人物的地方。他们也被同学们戏称作清华“四剑客”。有意思的是,四剑客来自不同的系,吴组湘已经结婚,并且还有了孩子,其中,季羡林年纪最小,想法最多。有一次他们围绕茅盾的创作展开辩论,季羡林认为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而吴组缃则肯定《子夜》是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都是没有结果也不伤和气,但却极具启迪作用的。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清华大学的求学时期,正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那形象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颓败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等名作被当代文学史家认为是创造了自茅盾以后现实主义的新高峰。不过,70年后,知交皆零落,“四剑客”如今只剩季羡林一人了。
清华时期的季羡林广交朋友,多年后他在文章当中回忆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所记得起名字的友人多半都是外系的,比如当时历史系的胡乔木。因为那时候清华大学,季先生每天早上起来都发现门缝底下,会塞进来一张宣传抗战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对独裁这样的传
(图)毕业照毕业照
单,他们都知道是胡乔木他们塞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说,因为要保护胡乔木。
有一天晚上,胡乔木就坐在季先生的床边,劝了他几个小时,要季先生参加革命,那季先生回来都回忆说,他说他非常地同情革命,也非常地认同这种要求民族独立,对外抗战,一致抗战这种想法,但他胆小,而且他有好多牵挂。他说当时他的觉悟不高,就直接跟胡乔木说,他说这种玩命的事我干不了。季先生非常真诚的人,但是他去给工农学校,夜校补课,就完全不收,当然不收费的了,就去补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是一个有热血的人。当工字厅的聚会渐渐少了的时候,季羡林知道,四年清华生活,即将结束。
1934年夏天,季羡林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他把这张照片和同学的留言夹在被子里,用绳子捆得严严实实,然后卷起铺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京。

留学德国:终身感谢冯友兰选择梵文作为主攻方向

毕业后的季羡林工作并不如意,好不容易在一所中学谋到个国文老师教席,但很快就被复杂的人事关系弄得进退维谷,十分不堪。

正在极度郁闷的时候,母校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互派留学生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写信报名参加了选拔考试,结果呢,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

1974年冬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几个农场工人正在取土劳动,他们在距地表半米深处的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摞叠放着的书本残卷,这些残卷共有四十四张,每张正反两页都写满了工整的古怪字母,其中有三十七张被火烧掉了三分之一。这44张(残卷)这个边上都烧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找了好多人试读都不知道。最后有人说,说这个东西能读懂的大概只有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所以新疆博物馆的馆长就带了这个残卷到了季老的朗润园家里头,就跟季老说这个事。新疆出土的古怪文字,在上个世纪初一直是欧洲冒险家们的新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几乎是当时的定论,因为,在中国,政府怕洋人,更因为,在中国没人能破译这些文字。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对此耿耿于怀,

(图)旅德时期,右三为季羡林旅德时期,右三为季羡林
但又无可奈何。希腊文明穆斯林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伟大的,我叫它四大文明。真正交汇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疆,别的地方没有。
1981年3月,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带着这四十四张残卷来到北大。17年后,这批残卷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一举震惊了欧洲语言学界。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吐火罗文作品译注,也是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就在这本书英译本出版的第二天,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梵语研究所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庆祝酒会上,这个研究所特意摆出了曾经在这里学习或任教的一些杰出校友的照片,意在证明哥廷根大学东方学研究的不凡实力。而其中,季羡林的照片格外惹眼,因为,他是这里唯一一个中国人。哥廷根大学位于德国西北部,这所创建于1737年的大学曾经走出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二战以前,它一直是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也是欧洲语言学研究的重镇。陈寅恪游学德国时所师从的语言学大师路德施就曾是这里的学生。

1935年10月,季羡林辞别叔父、辞别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孩子,辗转来到这里,等待他的是十年的求学时光。两个月后,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作为自己的学业主攻方向,辅修英国语文学、斯拉夫语文学和吐火罗文,在当时的语言学界,能够通晓梵文的学者更是廖若星辰。季羡林当时给自己学术钻研立下一个硬性规定:不在国外研究中国学问。而季羡林他是出国以前就下定决心,绝不做和这个中国学沾边的学问,所以他到了哥廷根大学呢,就是犹豫彷徨了半年多,最后才选择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在清华想跟着陈寅恪先生学而没有学到的梵文和巴利文。季先生认为为了学问,他愿意跟西方人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起跑线上,拿你的看家领域,我来跟你做竞争,这里边有一股傲气的。


回国治学:无处不在的乡愁回国离别“打字机主人”

(图)季羡林季羡林
然而与这种傲气相随的是对家国无时无处不在的乡愁。1936年圣诞节,季羡林看到房东老太太和儿子团圆的快乐,非常羡慕,他想到了已经入土的母亲,彻夜无眠。按照留学规划,1937年季羡林原本该结束学习回国了,然而正值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济南再次被日军攻占,季羡林和家人的联系完全断绝,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真正是一个人孤悬海外。
他在《留德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了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季羡林)日记里边经常说,晚上做梦,一个是梦见母亲,一个是梦见自己的故乡,这是两个场景是经常出现的。有好几处地方,梦见自己的母亲,就哭着哭着醒过来了。
让季羡林没想到的是,远在东方的季家此刻正陷入季羡林死了的恐慌当中,兵荒马乱、流言不绝,有人说季羡林已经死在国外了。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一边是生与死的占卜,一边却是爱和不爱的挣扎。和季羡林在哥廷根住处不远,住着善良的迈耶一家,迈耶美丽的女儿伊姆加德小姐,在日常的交往当中逐渐对这个质朴勤快的东方小伙子产生了爱慕。季先生是不会打字的,这个大概没有人知道,季先生一辈子不会打字,所以他写的论文都需要有人打字。
每天的晚上,季羡林就拿着自己厚厚的一摞毕业论文到伊姆加德家里去,请伊姆加德打字,为什么必须坐在旁边呢,因为他这个手写的东西非常潦草,而且他这个都是涉及到梵文巴利文转化成德文的一些字母,根本看不清楚,对伊姆加德一个普通德国女孩来讲她如同看天书。所以你必须坐在旁边,一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就随时好问,这样一来二往呢,可以说是俩人都产生了感情。
季羡林为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感情和理智、家和国、前程和往事都纠缠在一起。他最终拒绝了那架打字机的主人。假如,季老不受中国传统观念的约束,有可能就和伊姆加德能成为
(图)季羡林与夫人季羡林与夫人
这个百年和好的一对夫妻,但是因为季老他(受)中国传统观念特别重,他一直挂念着家里的婶母,叔父,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儿子,所以他最后就放弃了这种有可能结为夫妻的机会,毅然回到大陆。
1945年9月,季羡林决定回国,10月2日,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伊姆加德家,把稿子打完。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季羡林坐在船上回望哥廷根,不觉满眼含泪。不过,当时季羡林怎么也不会想到,35年之后,他还会旧地重来。
1980年,季羡林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重访哥廷根。他兴冲冲地沿着熟悉的街道直奔熟悉的庭院去找熟悉的人,敲门一问,却物是人非。
有意思的是,有好事者后来竟然找到了伊姆加德,她其实还住在那里,只是一楼换了人家。伊姆加德终生未嫁,一起没有改变的还有那架早已锈迹斑斑的老打字机。多少有些凄美的感情往事,九十年代初,季老的学生就当面问季老:“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想聘请您,您不是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吗?为什么不去呢?”季老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妻子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创建北大东语系100多个大使是“徒子徒孙”

2001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季羡林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一百多个外交大使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季先生的徒子徒孙来。其实,北大东语

(图)季羡林与瓦尔德施密特季羡林与瓦尔德施密特
系的历史并不算很悠久,但是创建东语系的打算却可以上溯到蔡元培执掌北大时,1917 年,蔡元培对北大实行课改,其中就有“印度哲学”一门,这被认为是北大东语系的源头。但此后一直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资缺乏。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热心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借势到处延请印度学人才,但仍然没有建成独立的系,直到1946年季羡林的归国。

这样他就是从哥廷根大学离开以后,辗转到了瑞士。所以他这个到了瑞士取得了回中国的签证以后呢,开始长达将近半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呢,经过了香港,然后从香港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就很难想象出来了,到了上海的土地上第一件事他是跪下叩头,然后捧起了一把上海的土,亲吻了一下,说我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阔别十年,季羡林实在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所学能不能派上用场,他甚至连找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心里都没底。

季老在回国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就是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恩师,叫哈隆教授,已经给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当时哈隆教授呢,就说你来剑桥大学,我们共同把这个印度学,讲授给学生,当时季老是一心要回国,所以给哈隆教授一个回话,说我先回国看一看,看一看再给你答复,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跟在英国治眼睛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取得了联系,问回国以后在什么单位工作好一些。这时候陈寅恪先生就把他推荐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

1946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季羡林带着他在德国发表的学术文章早早地来到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拜会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听说是陈寅恪举荐的人才,很是赏识,但同时也告诉季羡林,按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给副教授职称。傅斯年就问季老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季老说我来北大不用说副教授,给我个讲师我也觉得很光荣的事,我也没什么想不开的。第二天,季羡林又去谒见文学院长汤用彤,汤用彤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没有半点‘洋气’,看上去像个老农。这位佛学大师的朴素给季羡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汤用彤也把学校职称的规定告诉了季羡林,能进北大,副教授也没什么,季羡林慨然应允。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汤用彤就急匆匆地来找季羡林,告诉他学校已经决定聘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呢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季羡林受宠若惊,看着汤用彤离开的背影半天没回过神来。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仅一个星期,马上就被提升为了正教授,迅速在学界传为了美谈,这个记录至今也没人能打破。东语系初建时,一

(图)季羡林先生博览群书季羡林先生博览群书
个流行的说法是:六七个人,七八条枪,这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马坚、金克木、马学良、于道泉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当时建立东方学科,无非是感觉,60年前,世界的学术,政治,经济都是西方人在那里操纵。我们东方文化渊源流长,可是没什么地位,所以后来到了北大以后,就创立了第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这是1946年。

最初创建东语系的时候,东语系有个说法叫俩人班,什么叫俩人班呢?就东语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然后有一个秘书叫王森,实际上全系的所有的政务大事都是他们两个人来负责,其他的包括好多杂事,那也很多了,都是由他们俩具体来策划、运作。但是,文学院对东语系非常重视。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汤用彤和当时的图书馆长毛子水商量,特意在北大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季羡林可以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中国有多少外交家是东语系毕业的?数量非常庞大,担任过大使的数以百计,那个不是一个两个,不是十个二十个,你看季先生过生日的时候,回来一看,100多个大使,都是东语系的学生。学者呢,那就更不计其数了,然后副部级的外交人员可能也有几个了,这都是东语系,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愿意说自己是季老的学生,也应该说是季老的学生。季羡林正想全身心好好干一番学术之际,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原本对国民党腐败政治不满的季羡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这个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充满了期待。他挤在欢呼解放军进城的人群中,热血沸腾。当时的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他是非常拥护的。所以他到北京大学来以后,说是那时候要接胡适他们要到南方去,当然我父亲当时是不是被接之一,恐怕不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他要走是可以的,要走到南京去,肯定那边会欢迎的,他呢是根本没有任何一点意思要去的。

解放军进城后不久,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信一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这个面容清秀,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官话的老同学,原来当年那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革命青年,而今已经是共产党的高官,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现在形势大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材。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了信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当时的革命热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这样好的机会从天而降,无论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好事,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

信发出不久,胡乔木亲自来到北大拜访季羡林。旧友重逢,倍感亲切,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有意思的是,胡乔木和季羡林的交往中,从来都是胡乔木去找季羡林,季羡林从不主动拜访胡乔木。很快,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疆学院的师生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这些师生们的铺盖还没放稳,又开始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一次,东语系得了个第一。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952年8月25月,东语系共有教师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所以他这个东语系的发展,应该说几十年来,一直是在季老的这个一手操办之下发展起来的。随着东语系的壮大,季羡林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在北京大学1952年和1956年的两次教授评级中,季羡林都是一级,而更大的荣誉是1956年他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四十多岁就荣登中国学术地位的顶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官运亨通”。


牛棚岁月:文革被赶进女生宿舍楼看门 翻译《罗摩衍那》

(图)《罗摩衍那》《罗摩衍那》
但是季羡林的亨通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三反”、“五反”开始,在这些标榜知识分子精神救赎的运动当中,季羡林猛然觉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是个彻头彻尾的“摘桃派”,意思也就是说坐享人民战争成果的人。他心里背上了异常沉重的原罪包袱,不断地忏悔,不停地写思想检查,心悦诚服地参加到一次次的批判浪潮当中。

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季羡林说,我对我的老师,都写了怀念文章,怀旧集。

五十年后,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他说,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北京大学朗润园内有个小池塘,这里荷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季荷,季荷池后面就是季老的住所,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对文革的反思《牛棚杂忆》。季老住在这里的时候,也是这里早晨灯亮得最早的时候,季老一般早晨四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几十年来,养成的这个习惯几乎没有打乱过,不过文革时期除外。这是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中译本,《罗摩衍那》被称为印度最初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受到了这部书的启发。但是,这本诗集长期以来只在佛教徒之间以节本的形式口耳相传,在中国一直没出现一部真正的全译本,直到文革爆发,季羡林被赶进牛棚。

季老一生当中除了在德国的饥饿监狱,然后在文革当中呢,他就是第二次进了炼狱,受到了人间难以忍受的耻辱,包括饥饿,包括肉体的折磨,但是从牛棚出来以后呢,他觉得人生非常短促,而且受这么大的罪,觉得还不如死掉好,所以他一度想自杀。有一次他把兜里装上了安眠药,准么悄悄地到这个他的房后圆明园的芦苇里边静静地死去,但是刚要出门的时候呢,被红卫兵堵住了,拉出去斗争,一顿痛打,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说,人间的苦好像也就是不过如此,我不死了,从此以后呢,他不再有自杀的念头,反而悟过来了,既然人生这么短促,为什么不利用这短促的时间,干点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呢?

文革后期,季羡林被发落到北大女生宿舍楼的传达室当看门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只好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这样的地下翻译持续了四年。文革结束,《罗摩衍那》的汉译本也初具雏形。

万幸的是,共和国总算是艰难地挺过了这十年折腾,文革结束,很多批判过季羡林的人心事重重,他们担心遭到报复。有人千方百计地打探他的意图,甚至走路的时候都故意避开他,生怕旧债被他记起。其实季羡林也是心事重重,只不过,内容有别罢了。季羡林有常年写日记的习惯,据身边的人回忆,即使是出差在外,偶有所想,季羡林也会想办法记下来,没有纸就用路边的香烟盒。

(图)《牛棚杂忆》《牛棚杂忆》
《牛棚杂忆》大概就是当时日记的整理本。季羡林说,我要是跳不到牛棚里边,那本书(《牛棚杂忆》)也出不来,如果那本书出不来,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差一大截。到现在,书非常少。

季羡林认为像文化革命这样的惨剧不应该重演,但是他看这个书店里边几乎没有出版这类似的著作,所以他就下决心,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段惨痛的历史,因为我是亲历者要写下来,他花了很长时间写,写了以后没人出版,出版社都不敢出,因为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他应该是拿个人现身说法,拿他的血泪,拿他的哀痛,来提醒这个民族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部书对他来讲写得是很沉重的,虽然文笔好像看着很轻松。所以他在写的这个《牛棚杂忆》里头,他基本上是不点名的,说对谁,他都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他也清楚,他基本都没有点名,他的意思就是提醒这些人,能够认识这个事情错误,防止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不幸的事情。所以这个书的影响在于,中国它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毁灭文化,毁灭知识的一个运动,这样的运动以后不应该再搞,不应该有第二次。所以季老,他是《牛棚杂忆》主要的意图就是想告诉世人这么一个东西,不能做毁坏自己文化,毁坏自己传统的事,他的主旨是这个。


老而弥坚:八十多岁高龄完成《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

(图)老而弥坚老而弥坚
1978年,季羡林67岁,按照中国现行的退休规定,早已过了退休年纪,但是从67岁到91岁,24年中,季羡林迎来的却是他的第二个学术的春天。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他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专著《糖史》《吐火罗文译释》。他就觉得时间并不多了对他,他的工作并没完成,因此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他的研究工作就越发奋,越努力,我的感觉当时觉得,他就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在学界向有“北季南饶”之誉,分别指的是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和香港大学的饶宗颐。2008年10月,已经91岁高龄的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来到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当记者问及他对季羡林人品、学品的评价时,饶宗颐说了四个字:“笃实敦厚”。

忧国忧民:对温总理说“治盛世难”

(图)季羡林与温总理季羡林与温总理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总理来到301病房,这是自2003年以来温家宝第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说起这一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时,温家宝说:“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位名人说过: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灾难,一定会用文明来补偿。”季羡林马上说:“是恩格斯的话”,并补充:“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盛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对季羡林的理解深有感触,当即表示:“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 2009年01月18日,在北京301医院,季羡林说:我这活了100岁了,一个是从东亚病夫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你要没有这个改革开放,这个雄心壮志,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不是我们自己在吹,现在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多大多小的事,离开中国解决不了的。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屈子的《哀郢》《涉江》,为中国知识分子定下了爱国忧民的基调,一脉千年。今天的北大季荷池依旧是荷叶青青,季老也将迎来他九十八岁寿辰,百年可期,丹心可鉴。除了璀璨的学术贡献,季老对中华民族治乱的反思其实也应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在301医院病房里,季老尽管眼睛有些小恙、视力模糊,但思维非常敏捷,我们刚刚走进病房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对不起,我站不起来了,表示失礼,谦以待人,特别让我们感动。在采访的最后,我们请求季老给我们写几个字,季老虽然视力不太好,但是他还是欣然应允,在一片模糊当中,他挥毫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的中国心。

季羡林 - 学术成就 [回目录]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季羡林
季羡林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 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 ,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 ,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 ,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季羡林
季羡林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 00余00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0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 -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回目录]

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图)季先生三辞桂冠季先生三辞桂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季羡林 季羡林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 ”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 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曾当选“感动中国”人物

2006年,季羡林当选“感动中国”人物。

其颁奖词如下: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说真话是他一辈子的事业

(图)季先生“学问精深”、“为人朴实”、“有深情”季先生“学问精深”、“为人朴实”、“有深情”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羡林时谈到,季老的书里人生,同样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是在“牛棚”挨整时,也没丢掉自己的信仰。更令人敬佩的是,季羡林甚至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

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与季羡林齐名的香港学者饶宗颐说,季羡林笃实敦厚,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

张中行则认为季羡林以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但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毕生认真,饱尝苦头”,而他的《牛棚杂忆》也因此被出版界视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

在《病榻杂记》一书中,季羡林力辞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三项桂冠,以求“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羡林表明自己不做“国宝”,但他心里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即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季羡林 - 学风 [回目录]

(图)“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也因此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大师。常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自己的风格,其中也包含着他的人格魅力,反映出他的道德修养。 具体地说,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求真与务实的作风。第二,考据与义理并重。第三,秉烛夜游的精神。下面分别来谈。

求真与务实的作风

先生追求真理,可以说是孜孜不倦。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态度就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学人一定要讲究学风,一定要讲究学术道德。在这方面,季先生有专门的论述:“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 在读研究生时,记得先生在一次上课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有学术道德,不能胡说。因为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搞自然科学研究不一样。自然科学往往很快就可以得到验证,比方说,我说这个东西有电,你说没有,那你就摸摸,结果被电一下。而搞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不能很快得到验证,这就给瞎说八道留有余地。这是1979年冬天的事,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在那一次课上,先生还提到胡适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这是做学问的至理名言。“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这个“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没有“大胆假设”,就不可能标新立异,就不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就需要我们“求证”,而且必须“小心”,因为没有严谨细致的作风,就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后来,先生在文章中对此又进行过专门论述。先生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使我们终身受用。此后,在读先生著作的时候,我经常细细体味先生的这些话,学习先生的治学态度。尤其是在读先生的一些论文时,我更深深地感到先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根据的事情决不轻易下结论,决不故弄玄虚。例如,先生曾经自谦地说过,他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 而这两篇文章曾得到过陈寅恪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肯定。胡适先生甚至在晚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还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的确,季先生为我们后进学子树立了榜样。当今,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可以说是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各种违背社会道德和公民良心的事情比比皆是、罄竹难书,而各种不法行为也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犯罪率居高不下。官有官贪,民有民贼,几乎看不到哪里有一片净土。于是,在学人当中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违背良心和道德的现象:考试作弊屡禁不止,文章抄袭时有发生,至于胡编乱造,信口开河,更是家常便饭。看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应当以先生为榜样,以改变现状,净化空气,革新学风吗?

考据与义理并重

(图)考据与义理并重考据与义理并重
季先生说过,清代学者做学问讲究考据、辞章和义理。在这个问题上,先生有不少论述,他自己也曾经经历了一个变化:先是重考据,到了晚年开始兼顾义理。他曾经这样说:“在三者中,我最不善义理,也最不喜欢义理。” “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夫忽发少年狂’,我竟对义理产生了兴趣,发表了许多有关义理的怪论。个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释清楚。” 在读季先生的著作时,我有一点体会。先生重视考据,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先生认为,这是“做学问的必要步骤,必由之路。” 也就是说,这是做学问的基础,是基本功。如果基本功不好,就如同在沙滩上盖楼,经不起风吹雨打。季先生擅长考据,也是有道理的。考据虽说是基本功,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好的,先生所服膺的胡适、陈寅恪、汤用彤等前辈学术大师,无不功力深厚,博览群书,学贯中西。先生自己也是如此。只有这样,考据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宛如信手拈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步步有据,句句在理。不然考据二字就无从谈起。记得也是在一次课上,季先生特别谈到,在论证一个观点的时候要避免学术界忌讳的“孤证”。他认为,凭孤证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也不能令人信服,至少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证据,才能站住脚。这已经是学术常识。其实,考据是为观点服务的。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决不会为考据而考据。在很多地方我都说过为考据辩护的话。原因就是,我认为考据是有用处的,写科学著作时必不可少的。” 读季先生的论文,的确有很多是属于考据性质的,如早期的《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以及后来关于纸和造纸法、缫丝和养蚕法、中国瓷器向印度的传播,中印制糖技术的交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等,都属于此列。从中可以看出,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解决一个问题才考据的。正因为如此,先生的这些文章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就像被推导出来的数学定理一样,被人们深信不疑,反复征引,至今不衰。季先生前期对于义理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并不反对谈义理,而是对那些陈词滥调的所谓义理深恶痛绝。并且,这是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想法和看法。我们都知道,在“文革”前后,极左思潮泛滥,伪马列、伪科学横行霸道,这正是先生所不齿的。后来,季先生也开始写文章谈义理,那是因为先生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他提出《中国通史》要重写,《中国文学史》要重写,等等。尤其是提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未来走向问题,即著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都是有根据、有理由的。虽然也遭到一些质疑,但更多的学者是赞成和拥护的。

秉烛夜游的精神

(图)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仅要学习季先生的治学态度,也要学习他的勤奋刻苦和不断学习的精神。季先生曾经发表过关于天才、勤奋和机遇的文章。他认为所谓的“天才”可以理解为才能。而后天的勤奋是一个学者成功的主要原因。他说:“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没有勤奋,一事无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季先生是承认天才(才能)的,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天才(才能),其发展终究会受到限制;他又很强调勤奋,认为没有勤奋则一事无成。至于先生自己,我们都知道,他是天才,而他的勤奋也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在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在留德的十年,他都是勤奋好学的。即使是到了晚年,当他80多岁的时候,还不避严寒酷暑每天到北大的图书馆去,一边看书学习一边从事研究,并且为自己制定了庞大的工作计划。应当说,勤奋刻苦是季先生能够长久保持学术青春的秘诀之一。而长久保持学术青春,也许又是先生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季先生相信一句三千年前的古话,“满招损,谦受益”。他说:“我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或更深入钻研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 以先生这样的学问家,尚时常觉得知识不足,我们这些后辈学子,又有什么资格骄傲自满呢?又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刚刚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满腹经纶了,学习了几句外国话,就号称精通几门外语了。看到季先生这样勤奋刻苦而又虚怀若谷,在九十多岁高龄时仍然读书写作,那些人不知是否会感到惭愧。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我们的不幸是遭遇了“文革”,错失了学习的大好机遇。我们又是幸运的,在改革之年又有了学习的机会。虽然是亡羊补牢,但我们如果能像先生那样勤奋刻苦,那样秉烛夜游,也会延长学术青春,也会做出一定成绩的。 总之,季羡林先生治学有成,成就非凡,他的学风学德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他的谆谆教诲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时时遵行的。

季羡林 - 经典著作 [回目录]

著作书目
季羡林
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出版社
《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 (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 (散文集)1980,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 (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牛棚杂忆》

《印度简史》

《现代佛学大系》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

《敦煌学大辞典》

《大唐西域记校注》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

《东方文学史》

《东方文化研究》

《禅与东方文化》

《东西文化议论集》

《世界文化史知识》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

《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

《〈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等。

主要译著

《沙恭达罗》 (1956年)

《五卷书》(1959年)

《优哩婆湿》 (1959年)

《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 《赋得永久的悔》 《留德十年》 《万泉集》 《清华园日记》 《牛棚杂忆》 《朗润园随笔》 《季羡林散文选集》 《泰戈尔名作欣赏》 《人生絮语》 《天竺心影》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谈师友》 《季羡林谈人生》 《病塌杂记》 《忆往述怀》 《新纪元文存》


季羡林 - 先生语录 [回目录]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成功:获得预期的结果。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因为写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认为,补上天资与机遇,似更为全面。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 - 《季羡林自传》 [回目录]

阅读链接:
腾讯网阅读凤凰网阅读

季羡林 - 参考资料 [回目录]

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special/jixianlinbingshi
腾讯网http://news.qq.com/zt/2009/jixianlin/blog.htm
西安新闻网http://www.xawb.com/gb/news/2009-07/12/content_1496464.htm



词条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
(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标签: 季羡林

同义词: 暂无同义词

词条统计

浏览次数 : 9919 次

编辑次数 : 11 次 历史版本

更新时间 : 2009-07-15

词条创建者 : 梦孟蘩

双语连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