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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5日 星期五

丁酉(鸡)年十月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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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1838~1894) - 正文 [回目录]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89年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1894年回国后病逝。他的著作编为《庸庵全集》十种,其中《筹洋刍议》和《庸庵海外文编》对研究他的经济思想最为重要。
  宣扬变法 在外国侵略的刺激和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薛福成也同王韬一样,不遗余力地宣扬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主张,并力图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他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当时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故必须效法西方,励行“变法”,而绝不能“闭关独治”,但他又强调“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变法》)。这表明他未能越出王韬“道器论”的窠臼。

薛福成(1838~1894)

  重商倾向 薛福成的经济思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重商倾向。他在1890年出使日记中具体地记述了17世纪以来英国对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的商业战争,认为西方“立国以商务为本”(《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国必须仿效西方,抛弃千百年来贱商的传统。他宣扬“握四民之纲者,商也”的论点,认为“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庸庵海外文编·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这无疑颠倒了生产流通的相互关系,但却是中国近代最早从商与士、农、工相互关系去论证重商的合理性的一种尝试。
  鼓吹发展机器工业 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薛福成对大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是有相当认识的。早在他赴欧前,他就持有工为商基和“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筹洋刍议·商政》)的见解。出使欧洲后,他对西方国家的大机器生产有了更多的亲身见闻,认识到西方国家是“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于是转而宣扬"振百工"(《庸庵海外文编·振百工说》),即鼓吹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新式工业。薛福成还进一步阐述大机器工业的优越性,以及在中国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的必要性,批判顽固派用以反对兴办大机器工业的“机器夺民业论”,认为中国不用机器生产则“利归西人”,用机器生产并不是“夺民业”,而是“夺外利”(《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与此相联系,薛福成还阐述了发展机器生产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观点。他最初曾经宣扬中国存在人口绝对过剩的论调,认为自清朝康、雍、乾三世以来,人口大增,已成“人满之患”。他甚至声称,中国已到了“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严重关头,“非移民国外不足以补偏救弊”(《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后来,他看到了西欧国家地狭人稠的现象过于中国,但“多有富饶景象”,“用机器之各厂皆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万人”,于是,他抛弃了自己原有的绝对人口过剩观点,宣扬“用机器殖财养民”(《用机器殖财养民说》),认为要解决人口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大机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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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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