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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工业（industry）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经过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现代工业几个发展阶段。在古代社会，手工业只是农业的副业,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工业是指采集原料，并把它们在工厂中生产成产品的工作和过程。

直到18世纪英国出现工业革命，使原来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逐步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工业才最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进入了现代工业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以生产过程自动化为主要特征,采用电子控制的自动化机器和生产线进行生产，改变了机器体系。从7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8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包括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新能源、新材料和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蓬勃兴起。这些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工业生产的基本面貌。

工业是唯一生产现代化劳动手段的部门，它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在当代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工业还为自身和国民经济其他各个部门提供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供工业消费品;它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是国家经济自主、政治独立、国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除此以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的发展还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逐步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推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条件。
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工业生产主要是对自然资源以及原材料进行加工或装配的过程。

在过去的产业经济学中，往往根据产品单位体积的相对重量将工业划分为轻重工业。产品单位体积的重量大的工业部门就是重工业，重量轻的就属轻工业。属于重工业的工业部门有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金属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等。由于在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化学工业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在工业结构的产业分类中，往往把化学工业独立出来，同轻、重工业并列。这样，工业结构就由轻工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三大部分构成。常有人把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放在一起，合称重化工业，同轻工业相对。另外一种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是把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重工业，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为轻工业。以上这两种划分原则是有区别的。
国家统计局对轻重工业的划分接近于后一种标准，《中国统计年鉴》中对重工业的定义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轻工业为：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在研究中，如上文所述，常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合称为重化工业。
重工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按其生产性质和产品用途，可以分为下列三类：(1)采掘(伐)工业，是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包括石油开采、煤炭开采、金属矿开采、非金属矿开采和木材采伐等工业；(2)原材料工业，指向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基本材料、动力和燃料的工业。包括金属冶炼及加工、炼焦及焦炭、化学、化工原料、水泥、人造板以及电力、石油和煤炭加工等工业；(3)加工工业，是指对工业原材料进行再加工制造的工业。包括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设备制造工业、金属结构、水泥制品等工业，以及为农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工业。
轻工业：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按其所使用的原料不同，可分为两大类：(1)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是指直接或间接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轻工业。主要包括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烟草加工、纺织、缝纫、皮革和毛皮制作、造纸以及印刷等工业；(2)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是指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主要包括文教体育用品、化学药品制造、合成纤维制造、日用化学制品、日用玻璃制品、日用金属制品、手工工具制造、医疗器械制造、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等工业。
根据上述划分原则，修理业中以重工业产品为修理作业对象的划为重工业，反之划为轻工业。

1.工厂选址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工业

工业的生产，首先应考虑工厂的选址。工厂建在什么地方最合理，需要政府或厂商做出合理的决策，假设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决策者，以社会现实为例，分析工厂的区位选择。我们知道，决定工厂的区位，应该全方位考虑问题，又以其主要因素为主，例如上述例子中，鞍钢的主要因素是既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又接近消费市场，而宝钢的主要因素是既接近消费市场，又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动力、劳动力等因素；从经济利益看，厂址应当选择花费生产成本最低、获得利润最高的地方。如果我们能把工厂建在原料和动力充足、劳动力质优价廉、市场前景广阔的地方，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理想的场所很少有，这就要求决策者，要切合实际，因地制宜，把工厂建在具有明显优势的地方。

2.影响工业的区位因素
由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影响工业的区位因素有很多。主要有：原料、动力（燃料或电力）、劳动力、市场、交通运输、土地、水源、政府政策等。在诸多的区位因素中，某种工业的区位选择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可能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那么，这类工业的区位选择则以其主导因素为指向，形成不同的指向型工业。主要有以下五类。

3.区位因素不同形成的工业分类

（1）原料指向型工业：这类工业主要指原料不便于长距离运输或运输原料成本较高，加工后体积与重量大大减少而价格又低廉的工业。使用这类原料的工业企业多把工厂选择在原料的产地。节省运费，减少损失。这类工业即原料指向型工业。例如，甜菜制糖厂（制1吨糖一般需要8吨甜菜作原料）、甘蔗制糖厂、水产品加工厂、水果罐头厂（水产品、水果等容易腐烂、不能久贮，如要制罐头，更需就地及时加工）等。

（2）市场指向型工业：这类工业主要指产品不便于长距离运输或运输产品成本较高，或加工后成品体积增大又不便运输的工业，此类工业企业，多以靠近其销售地建厂。节省了运费，降低了成本。例如饮料厂，其成品体积比原料大，运输中又易损耗，空瓶装上液体物质后，重量又增加很多。故就地销售较好。类似的工业还有家具厂（成品）、印刷厂、食品厂等。

（3）动力指向型工业：这类工业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企业为降低成本，把工厂建在能源供应量大的地方。例如，有色金属冶炼厂。一个年产10万吨精铝的炼铝厂，就需要有20万～40万千瓦的发电厂相配合，所以这类工厂多建立在电力生产成本低的大小电站附近。

（4）廉价劳动力指向型工业：这类工业主要指需要劳动力的数量多，但技术要求不高，工人很快可以掌握生产要求，这类产业的劳动者工资低，对生产成本增加不多，而对利润的比例提高有很大作用。这类工业应接近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方。例如，普通服装、电子装配、包带、制伞、制鞋等工业。

（5）技术指向型工业：这类工业主要指对生产技术要求高，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具有一定水平，并适合操作机器的工人才能上岗生产的企业。这类企业要求工人素质较严，其内部生产分工很细，专业化很强，技术要求很高。这类工业应接近高等教育和科技发达地区。例如电子制造工业、卫星、飞机、精密仪表等工业及其研发基地。

现代工业

行为经济学家最近有一个重大发现：以往人们认为，收入增长一定会导致快乐增加。但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对快乐的贡献不超过2%。相反 ，“有钱但不快乐”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个结论将导致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

如果说发生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现代性第一次危机是“理性”危机；那么发生在和平与发展年代的现代性第二次危机将是“意义”危机。理性危机显示了工业化的逻辑局限性；意义危机将显示出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性。

正是从工业的历史局限性中，产生了信息化的历史必然性。但以往对工业化局限性的认识并不到位。比如，人们经常会以为工业化的局限，在于它在赚钱方面或增加GDP方面，比信息化效率低。但最近国际社会的反思表明，对于“有钱”的微观经济崇拜，以及对GDP的宏观经济崇拜，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

工业的逻辑与历史局限性

工业是人类的第一次现代化，信息化是人类的第二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的产生，是因为第一次现代化具有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人类第一次普遍意识到工业的局限性，是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曼在痛切反思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灾难时，形成了后现代思想（也就是第二次现代化思想）的一个基本共识—工业化的局限在于理性的绝对化。工业化就是理性化。工业社会用理性主导，取代了农业社会的经验主导，发挥了积极的历史推动作用；但是理性不能走到极端，走到极端发展为绝对理性，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理性在哲学上走向极端，顶点在黑格尔；在政治上走向极端，顶点在希特勒；在经济上走向极端，顶点在斯大林。由此，现代性的逻辑局限，在思想上被总结为理性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一个世纪来的努力，就是打碎这种形而上的理性，解放思想。后现代主义者有时用力过猛，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了碎片和解构。但成熟的第二次现代化不是完全否定理性，而是既批判又继承。所以信息化可以称为是建设性的后现代。

人类第二次意识到工业的局限性，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今天。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下，人类对于发展GDP的狂热，对赚钱的狂热，不亚于当年“大干快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狂热。“有钱不快乐”这个命题，恰如奥斯维辛悖论一样，一下把事情的荒谬一面暴露出来。此前，人类有一个普遍的错觉，以为人的一切经济福利，都要通过钱来实现。钱越多，能带来的福利越多。为人民谋福利，就是多赚钱快增长。按这种推理，人们端起饭碗吃肉，绝不会放下筷子骂娘。但事实无情。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Diener et al. 1993)。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黄有光尖锐指出：“东亚地区不仅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收入还在逐年增加。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比别人更快乐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也许这便出现了所谓的东亚快乐鸿沟（或译为东亚幸福鸿沟）”。黄有光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Cummins 1998)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做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

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危机，我称之为“意义危机”。它是指工业完善了理性工具和赚钱手段，但却忽略了用这些工具和手段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失去了意义。这是人们“放下筷子骂娘”的根子所在。“放下筷子”，是说人们从GDP和金钱这些中间价值上跳开；“骂娘”是说人们追问如下终极意义—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满意不满意。人们一旦有钱不快乐，就会骂娘。骂娘可以骂到让前苏联散了架子，可见叫“危机”不为过。意义危机是一种认同危机。前苏联崩溃，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的最典型例证。

工业集成

工业过度关注中间价值而忽略最终价值的特点，表现在意义危机上，就是把实现意义的手段，看得比意义本身还重要—把有钱看得比快乐还重要，把GDP看得比幸福还重要。

工业第一位的本质，就是对意义的关注。这个意义，无论是放在电子商务或电子政务上，抑或放在整个经济上，就是快乐和幸福。如果只把信息化理解为“电子”，理解为信息和知识本身的“化”，信息化就会变成“为信息化而信息化”。所以我一再说，如果用《坛经》作比，技术相当于“风动”，信息和知识相当于“幡动”，意义才是“心动”。信息化不是风动、幡动，而是心动。如果为人民服务和谋幸福的“全心”不动，“全意”不至，这次现代化就会变成洋务运动式的闹剧，就会成为意义缺位的现代化。以这个标准衡量，首先是信息化的大师麦克卢汉的认识，就不到位。他说，信息即媒介。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很深刻；但放到根子上来说，却不到位。因为等于说，信息的本质即在于其手段特性。许多搞信息化的人，对信息化总结得也不到位，无论是信息网络化，还是网络信息化，都没有从根本上切题。这表现为说中间价值很明白，涉及最终价值就没有新意了。当工业化非把GDP增长和赚钱当最终价值时，这种见识更显缺乏现代化的历史判断力。

虚拟是什么意思。这好像是个ABC的问题。但搞信息化的绝大多数人，给出的都是错误答案。吴伯凡有个妙答，说虚拟的意思是“事实不是，效果是”。意思是，不是中间价值是最终价值。一般人的答案，只关注那个“不是”，回答不出“是”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在虚拟中，什么从“不是”到“是”了呢？以为全国人民中陈帆红是我见到的真正理解到位的一个。她认为，在虚拟中，仍然真实的就是那个“是”，这就是意义本身。换句话说，虚拟这种信息化的生产方式，真正的作用，是体现出了意义价值的独立性。对于虚拟经济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将意义价值，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抽象和相对独立出来，同步发展。例如，在股市中既不是风在动（物质在流动），也不是幡在动（货币在流动），而是心动（信息在流动）。同样，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最终要以意义的运动为最终标准。这就是边沁说的“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最终标准，“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

工业经济的历史局限，或者说现代性意义危机，在于它的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将意义价值，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中分离，所以“一不留神”，就会陷入价值而不能自拔。工业化“以为”快乐与效用（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但“有钱不快乐”这一悖论，不谛当头一棒，说明意义价值（边沁说的快乐）与价值，只在低收入阶段具有统计相关性。黄有光的结论是，对于有钱（价值）与快乐（意义）之间的关系，“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这件事现在突然变得紧迫起来。因为3000美元这条线，正在向我们逼近。中国实现初步小康以后，如果忽然间有钱与幸福之间脱了关联，有钱对增进快乐没招了的时候，人民如何感到生活有意义，并认同于你，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信息化了。信息化如果不能帮这个大忙，通过虚拟方式，直接提供意义上的服务，而只能帮“有钱”这个小忙，信息化不就成了“贾生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偏离主题了吗？！

那时人们才会真地发现，信息化的虚拟功夫，不是为虚拟而虚拟，而是为了让意义价值得到独立发展、快速增进，为了更直接地为人民谋幸福而存在的；它其次的功能才是为工业化创造价值服务。

要克服工业的意义危机，必须发挥信息化作用。我以为对于这一点认识到位的标志，就是可以把信息化与个人快乐、国民幸福内在联系在一起。许多人奇怪我谈着信息化，怎么拐到体验经济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信息的背后是意义，以人为本意在幸福这一层，所以他们表面上重视这个务”，那个“务”，却忘记了根本任务。

工业遗产工业

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们见证了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工业革命使科学技术、城市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工业遗产就是工业文明的历史体现，忽视或者丢弃这一宝贵遗产就抹去了城市最重要的记忆，使城市出现一段历史的空白。更好地保护工业遗产，发掘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将使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更加充实。同时，这些深刻变革的物质证据对人们认识工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某类工业活动的起步和过程具有普遍的价值。  

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科技价值。它们见证了科学技术对于工业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保护好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突出价值的工业遗产，才能给后人留下相对完整的工业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提高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水平。而保护某种特定的制作工艺或具有开创意义的范例，则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如荆江分洪闸，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兴建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的主体工程。1954年长江发生大水，通过3次开闸分洪，大大减轻了洞庭湖的负担，缓解了洪水对荆江大坝的威胁，为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镇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人们也从中体会到科技的先进力量。又如建于1959年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导弹卫星发射场遗址，作为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导弹和卫星试验基地，在过去的40多年间，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试验体系，成功地完成了多种型号导弹、远程运载火箭、人造地球卫星以及载人航天飞船的试验。这两处工业遗产因具有开创意义而展示出重要的科技价值，也因此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工业遗产保护对于传统工业城市来说更为重要。“城镇中有着古老的东西，但每年每月都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的建筑与设施。今天的新事物，若干年后又成为陈迹，并随着时间的洗练，有些遗存又成了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标志。城市永远处在不断地新旧交替之中，外观上也是古今并存的，是由基本上属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风貌而构成的，反映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特征”。2002年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在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和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南通是基于中国人自己的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是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和民族工业发展的杰出代表，大量珍贵的工业历史建筑遗存和工业文物表明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客观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越来越成为体现城市文明和特色的宝贵财富，而“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提出和确立使南通的城市性格更加鲜明，城市品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1] 新经济 http://www.donews.com/Content/200602/8519dce02653433bbabdc9cc62a22aea.shtm

[2] 文化传播 http://www.ccdy.cn/pubnews/492735/20090224/5685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