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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丁酉(鸡)年十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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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 - 正文 [回目录]

  自东汉未建安元年(196)曹操迁献帝于许昌,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历时394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历经魏(220~265)晋(265~420)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北魏、北齐、北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这时期豪族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土地,在政治上处于统治的地位。豪门士族为了保证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创立了九品中正选举制(见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根据门第选拔士子做官,以致贤愚不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这时期的支配思想是玄学。魏晋玄学是杂糅道、儒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才性论也是魏晋之际的中心议题。这种才能与德性(识见)相互关系的争论,既反映了当时两大政治派系的斗争和“才”可以使人走向悲剧的现实;也是以玄学论辩为形式的教育方面的重要论题。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与儒家相对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如嵇康反对儒家的礼乐名教,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认为,礼乐从各方面对人限制干涉,是违反自然的。他把六经、仁义等等都当作污秽朽腐的东西,要一概丢掉。与玄学家相反,儒家重视教育的作用。傅玄认为人性是极活动的,容易受教育。葛洪在他的基本属于儒家思想的外篇中也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努力的必要,他说:“才性有优劣,思理有修短”,但成功还在于自身的努力。
  总之,这时期学术思想自由,儒、道、佛三者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天文、数学、医药在私学中广为传授,学术与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起了继汉开唐的作用。
  中央官学 这一时期玄学清谈的风气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期的动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九品中正制使士族有了做官特权不再需要认真读书;然而皇室需要利用学校来培养官吏。因此这时期的教育特点是中央官学衰微,呈现出时兴时废状态。
  西晋创设国子学 西晋以前魏国曾立过太学。魏文帝于黄初五年 (224)正式于洛阳恢复太学。学制仍沿用汉代旧制,但略有不同。由于三国纷争,太学生多半是为了逃避兵役,学业水平较低,百人应试能通过的不过十人。
  西晋创立国子学是在晋武帝咸宁四年 (278),并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学生。惠帝元康三年(293) 明确规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许入国子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子弟求学之所。这是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士族享有政治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它是中国于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也是后世国子监的开端。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直接影响着南北朝和隋唐的教育制度。
  宋代于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正式恢复国子学,下诏书命令广训胄子。元嘉二十三年 (446)文帝亲临国学,策问学生,并给予他们和教授以奖励。齐朝建立后,武帝永明三年(485)也曾下诏立学,创建堂宇,置学生200人。不过齐立国23年,其间曾两次废学。梁武帝比较注意文教事业,于天监七年 (508)下诏兴国子学。天监八年诏书要求凡坚持学习能通一经的,经过策试可量才录用,即使寒门也不见弃。讲诵经学的风气曾盛极一时,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入学,使助教、博士朝夕讲经,文帝很表赞成,下诏书根据他的建议施行。
  魏晋经学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上的影响 东晋元帝即位,于建武元年 (317)设立了太学。这期间魏晋经学的发展对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古文经学之得以立于学官是在魏初,而东汉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自董卓之乱,博士流散,到魏初重新立太学时,博士所传授课试的已不是汉末的今文经学而已被古文经学所取代。这一时期的经学虽退居次要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主要还是经学。这个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由汉代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从两汉师法家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称为“魏晋经学”。实质上这已是儒、佛、道混合的经学。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其中魏晋人注的占了一半。他们注经的特点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其成就超过了汉代经师。官学和私学的教育内容也有了变化。南朝儒生开始有讲疏、义疏之学。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义疏之学是受了佛教讲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

  专科学校的萌芽 南朝兴建太学较有起色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的时候。这时征庐山处士雷次宗到京师开儒学馆于北郊鸡笼山,第二年又命令何尚之立“玄素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共为四个学馆。各聚门徒授业。史称“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就是说这时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科并立。这些学校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这种分科的教授制度是后代分科大学的开端。
  齐武帝永明九年 (491),廷尉孔稚珪上书要求国学设置律学助教,仿照五经办法,学法律的国子生经过策试,优秀的可提拔为执法的官职。他的建议虽被采纳但并未实行。正式设置律学专门学校是在梁武帝天监四年(505) ,“初置胄子律博士”。
  北魏在中央官学中设有律学和算学,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此外,医学也设有太医博士及助教。所有这些对于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北魏的汉化教育和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 北朝学校比南朝发达。孝文和宣武是北魏教育最发达的时期。此时学校制度方面更求完备,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并立,又开皇亲之学。孝文帝仰慕汉族文化,励行汉化。太和十七年 (493)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更加速了汉化措施,如下令禁穿胡服、改用汉语、改汉姓为元氏,并与汉族通婚。这些措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民族融合中起了积极作用。
  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国学校制度是北魏所首创。其方法是:每郡设乡学 1所,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并规定博士要博通经典,道德高尚,年40以上者。而学生则要“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在西汉已有郡国学校,平帝时曾命令郡国普遍设立学官,但郡国学制的建立则是创始于北魏。
  私学和家庭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地方私学转而呈现繁荣的局面。同时大学者、博士难于在太学讲论,转而趋向于豪族的家学。继两汉之后,在私人教育中,儒学仍占着重要地位。名儒聚徒讲学是私学的重要方面。学生人数上百人或几千人者屡见不鲜。在南朝影响比较大的如齐国刘,以儒学冠于当时。著名神灭论者范缜就是他的学生。梁武帝天监四年 (505)所开的五个学馆,是私学高度发展的典型。当时以潮州的严植之学馆最为有名。他每次讲课五馆学生都来,听众千余人。北朝传经儒者多于南方。大儒能开宗派的首推徐遵明,北朝的大儒多是他的弟子。
  玄学清谈和私人讲学的结合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玄学家和经学家一样教授门徒,弟子也常有数百人。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法。如陇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游,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也都穴处。泰山张忠的教育以形不以言,弟子来受教育主要观看他修养导气的形态功夫,而不讲授课业。这是道教方术在教育上的反映。
  儒学、玄学、佛学、道教的结合是南朝私人讲学的特色。不少学者既信奉道教而又通玄儒之学。如陈代徐孝克既谈玄理又通五经,他每日早训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讲学的形式受到佛教和玄学清谈的影响,梁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到千余人。梁陈讲学有时在宫殿,有时就在寺院。据记载,陈后主到开善寺,从臣们坐在佛寺西南的松树下听儒学大师张讥讲学。
  科技教育也是当时私学的重要内容。如教授天文学、算学、医学、药物学,教学方法也有改进。南朝王微深入研究本草,常带两三门生去采摘草药,并亲自尝试以验证《本草》之可信。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好的医学教育形式。
  在私人教育中,继汉代之后,妇女也授徒。比较显著的如韦逞的母亲宋氏继承家学《周官》音义,在战乱中教学不辍。后来韦逞担任苻坚的太常官时,在宋氏家立讲堂,教授生徒 120人,宋氏隔绛纱幔而教学,号宣文君。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朝已有妇女被任为博士。如吴郡(今江苏苏州)韩蔺英擅长文辞,宋武帝时献《中兴赋》,受赏入宫,齐武帝时以她为博士,教六宫书学,当时人们尊称她为“韩公”。
  这一时期宗族和家庭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刘殷的家庭教育,他共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另二子授予《太史公》和《汉书》,一家之内,经史并举。北魏宗室多设家馆请大学者、博士教授。如北齐杨愔一门昆季就学者30余人,当时家馆的规模可见一斑。据《北齐书·方伎传》记载:大数学家信都芳被齐高祖请为馆客,可见科技也是当时家馆的教育内容。
  两晋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和当时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最重要的艺术。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称为小圣。次子王凝之也工草隶。这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当时家传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大科学家祖冲之一家都长于历算天文。徐文伯世传医学,他的曾祖熙曾得到古代名医《扁鹊镜经》真传,祖父秋夫精针炙,父道度为人治病,医术高超;徐文伯则是治肠结石的专家。
  这一时期有才识的妇女在家庭教育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南齐博学有文才的王融少时是由母亲谢惠宣女直接教授成才的。《元嘉历》的创造者何承天,幼年丧父,也是由母亲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后成才的。
  这一时期童蒙读物有所发展。范岫著《字训》,王褒所写的《幼训》,已具有童蒙课本的性质。梁武帝时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后在唐盛行,经宋、元、明、清均被列为蒙学所通用的课本之一。在公元5世纪初,中国的蒙学课本已具有这样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20篇,更是当时家庭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作。(见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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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三国志·魏书》、《晋书》、《宋书》、《南史》、《北史》等。
 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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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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