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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2日 星期二

丁酉(鸡)年十月廿五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中国大型综合性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编,1979年9 月上海图书馆印行。收录中国1902~1949年出版的丛书5549部,包括图书30940种。每种丛书先著录丛书主编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年代等,然后详列收入丛书的各书书名,对书名、著译者、版次、页数及其他变动情况等均加注释。正文按丛书名称首字笔划顺序编排。书后附《丛书出版系年表》。1982年 7月编出该书的索引,包括《子目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丛书编者索引》,索引款目按书名或著者、编者姓名的笔划顺序排列,并注明在正文中的页码。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 简介 [回目录]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上海图书馆新近编印了一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十六开本,1028页,收录该馆所藏自1902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中文丛书目录5549种(线装古籍以及《中国丛书综录》业已收录的《四部丛刊》等七种丛书不收),共包括各门类图书30940种,附有《丛书书名索引》和《丛书出版年表》。全书作为征求意见的未定稿,用胶版纸油印精装,脊厚5.5厘米。誊写印装的质量都属上乘。

建国以来,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按月出版《全国新书目》,每年出版《全国总书目》,为学术界及时提供情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一些出版社也曾出版了多种目录书,其中上海市的出版工作者贡献尤多。这里特别值得称许的是上面业已提到过、也是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全书精装三大厚册(分别出版于1959、1961、1962年),十六开本,收录了北京图书馆等全国41个图书馆收藏的丛书2797种。这部《中国丛书综录》的规模,对编纂图书目录纵使已积有二千年之久的历史说来,几乎仍可以说是空前的。现在,这部新编的丛书目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继续前进的足迹。

在那灾难重重的四十八年里,出版丛书竟达5549种,平均每年出版115种,如果没有这么一部总结性的目录的编印,大概是难以想见的。但是计算一下每种丛书包括的子目,平均不到六种,其中一种丛书内只有一种图书的,经粗略点数,竟在二千七百种以上,几乎占丛书总数的一半。当年国家风雨飘摇的景象,也曲折地反映在出版的风貌上。目录编者在编印说明里指出:“此类丛书成套出版发行者少,大都先定名称,然后陆续编印”。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时代特点决定的。但即使如此,仍能从中发现有计划成体系的出版物,可以启发人们去探讨它们各自的结构,从而取得有用的教益。“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那些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曾经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了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的业绩,如今都记录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之中,使后人展卷感奋。

《中国丛书综录》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编纂的。这部《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的未定稿本,编成于1979年9月,可算是一份奉献于建国三十周年的节日礼品。编者谦称“馆藏有限,缺漏必多,须继续补充”,并呼吁“全国各兄弟图书馆指正和协助”,“能以所藏见告,以备增订定稿”。已经有过社会主义大协作经验的《中国丛书综录》编辑先例在,这个呼吁定将得到热忱的响应。

目录书籍的编印,是修桥铺路,普济众生的善举,胜造徒壮观瞻的七级浮屠。这件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盼望有关的出版社先能重印一批有用的目录书,然后进一步对整个工作作出规划,有领导有组织地积极进行。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成于1781年,转眼二百年了,很该有一部续编来综括这二百年的新书,毋使前人胜业,成为绝唱,杳无嗣响!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 书籍的创建 [回目录]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在顾廷龙的创议下编印《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在顾廷龙的创议下编印《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

1904年,顾廷龙出生于苏州混堂巷旧宅。自幼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15-1918年,毕业于吴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1918-1922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中学。1927-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授文学士。1931-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授文学硕士。  

先后曾承晚清湖北学政外叔祖王同愈授以目录版本之学。入大学,先后受胡朴按、闻宥、姚明辉、容庚、郭绍虞、魏建功、黎锦熙诸师之教导,习语言文字、目录版本之学。  

吾最服膺古人教育之语,曰:“澹泊明志,宁静致远。”  

顾廷龙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顾廷龙做的工作却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谈不上成就与贡献,只是在主观上一直努力认真地去做,总希望把事情做好,如此而已。中华书局张世林先生几次三番约顾廷龙谈谈工作经验与体会,说实话,顾廷龙本不善言辞,亦很少一本正经写此类文字,只能就回忆所及,拉杂成文,聊供有兴趣者参考。

1932年夏天,顾廷龙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应燕大图书馆馆长洪煨莲(业)先生的邀请,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平采访处主任,前后搞了六年图书采购工作。给顾廷龙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图书采购业务工作。当时该委员会除了洪先生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诸教授。他们学识渊博,又各有专长,随着各自学术研究的深人,需要材料广泛,因而对图书采购时常提出针对性意见,这些意见对顾廷龙的工作启发与影响很大。尤其是顾颉刚先生,因曾在广东中山大学兼任过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对图书采购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前人受封建道统观念的束缚,收书眼光甚为狭隘,如西汉《七略》不收律令,清代《四库》不收释、道二藏及府、县志。他提出必须打破传统观念,“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要把记载自然界与社会材料一起收,无论什么东西,只要顾廷龙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还要坏的”,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使专门家可以致力研究。

1980年,在顾廷龙的创议下,上海图书馆曾根据馆藏编印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尽管由于人力、物力等因素,该目录的编纂及印制质量尚有不足之处,但因其收录宏富(计丛书五千五百四十九种,子目三万零九百四十种),较为实用,读者称便。

这类丛书书目前人从未编过,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民国间丛书预先编定和成套出版发行的较少,大都先定丛书的名称,然后陆续编印,种数无定,即使事先拟定了总目录,也往往受条件限制,出多少算多少,因而许多丛书究竟包含多少单种人们不得其详。从总体上说,这与古代丛书的编纂与出版有很大的区别。其二,由于上述情况,各图书馆对此类丛书一般不作整体的著录(即以整套丛书作一款目,在丛书总名下详细著录其子目),而仅以所收子目(即丛书的零种)作为独立款目,这就更无法了解一部丛书的全貌。其三,最为关键的是,从收藏角度而言,人们往往对近期及同时代文献资料较为忽略,认为价值不显,所以对民国时期的丛书几乎没人刻意加以收集整理。可以说,没有一个图书馆能拥有上图这样丰富的馆藏,逞论个人。而上图能够编成此书目,得益于收集此类书籍比较早。当全国一解放,顾廷龙就有对民国时期出版物及时作总结的构想,故特别注意对旧平装(民国出版物的泛称)的收集。后来顾廷龙在筹划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时,又考虑将来以民国时期丛书目录作为续编,以求目录的连贯性,所以又对旧平装丛书十分留意。说来也巧,有一回,顾廷龙去福州路古旧书店闲逛,发现店里工作人员忙子旧平装按丛书名配套。顾廷龙与他们熟稔,便询问原委。他们说,旧平装在内地无销路,而在香港却有市场,但是香港方面需要成套丛书,对零种兴趣不大。顾廷龙听后大吃一惊,对这样的市场信息顾廷龙们的采购人员竟一无所知。那时顾廷龙是上海文管会出口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专门负责图书出口鉴定工作,遂一面“利用职权”阻止古旧书店出口旧平装丛书,一面动用图书馆购书经费大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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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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