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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丁酉(鸡)年十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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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秋(1909~1987) - 正文 [回目录]

王冶秋(1909~19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安徽省霍邱县人。生于1909年1月2日。1987年10月 5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事迹 王冶秋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小官僚地主家庭。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文化新思潮影响。在北平读书时结识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进步活动。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发动霍邱暴动。暴动失败,重回北平继续革命工作。曾两度被捕入狱。出狱后,辗转任教于十几所学校,坚持传播进步思想,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同时与鲁迅先生保持密切联系,是鲁迅晚年的青年挚友之一。1940~1946年,任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员兼秘书,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军政情报工作。1946年秋,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将官部任少将参议,继续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对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和华北战场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8年,王冶秋受中国共产党委派,由军政情报工作转入文物工作,担任解放区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研究部研究员,在河北良乡筹备北平的文物接管工作。北平解放后,担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物部副部长,完成了对北平文物、博物馆、各图书馆的接管工作,使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冶秋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协助郑振铎局长主管全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1954~1966年,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冶秋受到迫害,1973年起,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调集了一批正在遭受迫害的干部,来充实文物工作的队伍,为恢复和发展已受严重破坏的文物、博物馆事业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王冶秋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文物保护方针原则的研究和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王冶秋协助郑振铎先后参与制定《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在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征集革命文物》、《关于在基本建设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法令和规定,明确了文物保护的原则。这些法令和规定经政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从此结束了 100年来帝国主义分子任意掠夺和盗运我国珍贵文物的旧时期,使中国文物在回到人民手中以后,迅速走上保护的轨道。
  王冶秋在主持文物局的工作中经过不断实践,明确了重点保护和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两利”方针;公布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规定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建立:有保护范围、有标志和说明、有科学记录档案、有专门管理机构的“四有”制度;在建筑物保护上,必须遵循不塌不漏和保持现状或恢复原状的原则,严禁乱拆乱改和破坏环境风貌;对流散文物的交换流通,必须由文化(文物)部门指定的文物商店统一经营等等。这些方针和原则,在以后文化部报请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中进一步得到确定。
  1960年,王冶秋主持研究、选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处,并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依据上述原则,他还为敦煌、云冈、龙门、佛光寺、南禅寺、应县木塔和避暑山庄等许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和保护工程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到井冈山、瑞金、遵义和延安等处实地考察,为保护众多的革命遗址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取得突出的成就。王冶秋从理论原则、方针计划到具体实践,为建立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完整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博物馆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王冶秋组织领导了对原有博物馆的改造和建设工作,同时促进各省、市、自治区筹建了一批地志性博物馆。在1956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在他所作的题为“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报告中,明确了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构、文化教育机构、文物标本的收藏机构,并要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性质和任务。他总结直接抓典型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办好地方的地志博物馆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加强科学研究的方针。王冶秋对革命遗址纪念馆的工作,也提出注意革命活动与中共中央集体领导、同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血肉相连、同革命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密切关系,不能把领袖故居作为单独个人活动场所,明确了革命遗址纪念馆的工作方针。195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后,王冶秋被任命兼任两馆筹建办公室主任。他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充实了“中国通史”和“中共党史”两大陈列的内容,较系统地以文物来说明中国通史和中共革命历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博物馆开拓了途径。
  重视文物研究,发挥文物作用 王冶秋十分重视文物、博物馆工作在宣传教育、开展科学研究方面的作用,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1956年,在郑振铎的倡议下,他具体领导了创办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之后,他又倡议创办了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在培养干部方面,他和郑振铎一起倡议并坚持,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陆续举办了 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干部。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文书等一大批古文献出土后,他调集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织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倡议成立古文献研究室,加强对出土文献文物的研究和整理。为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扩大文物的影响,他主持举办过多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出土文物展览和考古新发现展览。1971年以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他又组织了多起出土文物展览,到英、法、日、美、加拿大、奥地利、瑞典、比利时、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这对宣传中华民族的灿烂古代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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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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