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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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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徐懋庸)

徐懋庸(1911-1977):上虞下管人。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教科长,晋鲁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冀察热辽联大校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著有《徐懋庸杂文集》、《徐懋庸回忆录》等。

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荣,生于浙江上虞。幼年家贫,高小毕业辍学。1926年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后因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国立劳动大学。1930年,毕业后的徐懋庸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并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1932年翻译了《托尔斯泰传》。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他的杂文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同年翻译日本、苏联等国的进步著作。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写信给鲁迅,态度骄横。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关于抗统战线问题》予以驳斥。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1957年间写杂文100多篇,结集为《打杂新集》。这些杂文依然保持30年代的风格。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改正。1977年2月7日,离春节还有10天,他带着深深的挚爱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

1910年12月徐懋庸出生在下管方山村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纱筛匠,母亲则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徐懋庸从小聪颖好学,刚满5岁就进入本村方山小学读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无不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小学毕业后,他期望继续升学,可父亲不允,原因很简单:家境困难。要知道,父母因为贫穷,先后将徐懋庸6个兄妹中的3个送进了育婴堂。可跟随父亲做生意的当儿,他始终未曾扔过书本。他身边揣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一边走路,一边吟咏默记。同时,还不时地欣赏沿途的自然景色,以体味和印证唐诗名句中的意境。晚上和父亲睡在客店里,“吃罢饭,洗罢脚,自然拿出书来读”。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向人借书阅读,被人称为“知识界的乞丐”。 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徐懋庸过去的老师、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十分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聘请他去该校任教,时年14岁的徐懋庸,被人称为“神童”、“小先生”。以后他又到坤麓、民强小学任教,先后达4年。 1925年,上虞的一批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协进社”。也是在这一年,文化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办起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如鱼得水的徐懋庸,有了用武之地,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多次得到胡愈之的帮助。次年,受中共上虞独立支部书记叶天底的影响,徐懋庸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苏俄文艺论战》、《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革命道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慈溪工作,秘密编辑上虞“石榴社”刊物《石榴报》,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避居上海。 来到上海,徐懋庸化名余致力,在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3年间,他竟先后学会了法语、日语、英语、俄语。1930年,毕业后的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 这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鏖战正酣。在鲁迅的旗帜下,汇集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学作投枪和匕首,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刚抵上海的徐懋庸,分明感受着一种热乎乎的氛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跃跃欲试。 对初来乍到的徐懋庸而言,无名小卒的身份地位,要融入大上海,要得到大上海的认可,又谈何容易!他自是碰了一鼻子灰: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分别送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但皆被退回。他又一鼓作气翻译了高尔基的法译本小说《秋夜》。他满怀信心地把译稿寄给胡愈之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可等回来的消息则是“早有人译出发表了”。接二连三的碰壁,自令徐懋庸的热情一落千丈。好在乡人胡愈之为其锲而不舍、勤奋刻苦的精神所感动,介绍了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一书让他翻译。译成出版后,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令徐懋庸勉强得以在上海滩立足。 要论让徐懋庸充分张扬才气,并令其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上海文坛的,则要数《申报》副刊《自由谈》了。当年徐懋庸常翻阅《自由谈》,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不知不觉中,灵感的触动,令他拿起笔模仿鲁迅文风写了《〈艺术论〉质疑》、《青年的心》两篇杂文,试投《自由谈》。两文很快发表了。不久,主编黎烈文又主动给徐懋庸写信,言及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能够再写。从此,徐懋庸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崭露头角,自然,徐懋庸其人其文,亦始受到鲁迅的关注。 好事终于接踵而至。这边杂文弹无虚发,那边《托尔斯泰传》译作由华通书局正式出版。拿到译作,徐懋庸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便是:赶快给鲁迅先生寄上一本。1932年11月的一天,这是他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寄书,这自然也是他与鲁迅先生恩恩怨怨的肇始。收到赠书和来信,一直热情关心扶助文学新人的鲁迅先生,即于当夜复信。自此以后,徐懋庸开始与鲁迅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徐懋庸的杂文着实了得,这不啻是因为他对鲁迅心仪已久,对鲁迅的杂文洞若观火、烂熟于心,更是因为其自身的知识积淀、思想张力、笔墨技巧使然。师承鲁迅,竟令徐懋庸的杂文与鲁迅的文风如出一辙,以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 由于黎烈文的有意安排,徐懋庸得以与鲁迅相见,且彼此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作家凭作品说话,徐懋庸的杂文及其译作,无疑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极大关注。1934年春,“左联”委派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负责找其谈话,并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因为鲁迅领导“左联”,这令徐懋庸激奋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翌年春,由于“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担任左联书记,年仅23岁。职务的关系,令徐懋庸常有机会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鲁迅则依然关爱着这位勤奋笔耕、可爱至极的青年小伙。鲁迅曾经直言不讳:“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1935年3月,当徐懋庸将《打杂集》约请鲁迅作序时,鲁迅欣然提笔:称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 1935年11月,党组织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写信和派人通知“左联”,提出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周扬与鲁迅又有些不愉快,就派徐懋庸去找鲁迅。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是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徐懋庸则属“国防文学”。其时徐懋庸先后3次去找鲁迅,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最后一次去见鲁迅。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给鲁迅一封信,责怪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认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徐懋庸的来信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挑衅。其时,鲁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时间,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重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其时,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当他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后,痛哭了一场。尽管如此,徐懋庸“还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认为“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变。 1938年,徐懋庸决定告别上海前往延安。来到延安不久,他受到特别的礼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徐懋庸、萧军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界名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 同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大会后进行聚餐,徐懋庸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亲切地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当得悉其已经结婚并有了儿女后,毛泽东接着说:“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并嘱咐滕参谋长想办法办理这件事。不久,其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来到了延安。也就在这一月,徐懋庸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那些年里,徐懋庸深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宽松,学术的自由,他先后编写了《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社会科学概论》,负责主编《华北文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理水》。 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仍不间断写作,著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工人阶级与共产党》、《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等书籍。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徐懋庸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重操旧业,运用杂文这个武器,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计30余万字的杂文。他写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杂文,以其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让有的人对号入座,读之羞赧不已,无地自容。 晚年的徐懋庸曾3次回到故乡下管。1961年冬,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他,带了小儿子、小女儿回来。到了下管,乡人见有陌生人来,问:“这是谁?”他幽默地对儿子说:“告诉他们是右派分子徐懋庸。”他还是那样耿直、率真、自嘲。这一年,父亲尚健在,住在侄儿家,但双目已经失明。毕竟是自家的孩子,父亲用双手将儿子从头到脚慢慢地又是细细地抚摸了一遍。父亲这一摸,对于徐懋庸,心里自是酸楚,为已是风烛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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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在左翼作家联盟时,于1936年8月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驳斥了徐懋庸。为要弄清是非,徐懋庸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中旬之末,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复信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派秘书和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 毛泽东的秘书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刚午睡起床,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让徐懋庸吸烟,徐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给鲁迅的信,鲁迅的那篇驳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对他的态度,他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毛泽东把徐懋庸的话全部听完以后,就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谈了以下内容: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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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12-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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