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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 星期五

丁酉(鸡)年十月初七

历来,世人都认为十字军东征是有利于基督教徒的事件。现在,东方和西方历史学家的看法持平得多,但有些东方人则从未改变观点。即使在今天,东方和西方、国内与国外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大的争议。就用他们的争论来作为我这十字军东征系列不是结尾的结尾吧!

1.历史的回眸?

与东方大决裂 —————— 莫里松《十字军东征》
1086年,大群农民踏上征途,逼迫日耳曼和中欧的犹太人修会背教或死亡。十字军东征之初,各式各样的杀戮、抢劫、虐待,都是中世纪欧洲史上令人发指的“暴行”(Pogrom),此字在希伯来语里叫“4856的格泽罗”(Gzerot de 4856)。当然,一旦人群离去,情况又恢复正常,毕竟教会或高级教士从未鼓励这种行为。但是,由此产生的仇恨和恐惧,深刻影响着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之间的关系。

即使是圣地,也难逃征伐杀戮等恶行摧残。耶路撒冷被攻克时,联合守城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居民几乎全遭屠杀。不过,头几年的征伐狂热消失之后,盲目的屠杀和破坏停止了。而在欧洲,每当鼓动十字军东征,尤其是第二次东征时,都要煽起仇视犹太人的情绪。十字军在圣地建立的拉丁王国,逐渐形成“殖民”社会,更加尊重当地的异教徒——想维持法兰克人的统治,也需要当地人的参与。1110年后,犹太人总算生活太平了,他们定居在阿什克伦、蒂尔、阿克和加利利地区,不准在耶路撒冷逗留,只有等将来撒拉丁允许他们回来。

法兰克人和东方的基督教徒


教皇都想保卫东方的基督教徒,可是十字军东征反而加速了他们的毁灭。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从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形势来看也许无法避免;不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随后进攻拜占庭,是致命的一击。
原本只是民众抒发成见和不满,上流人物甚且对这些情绪还嗤之以鼻如今变成人人心中不可平息的仇恨。在宗教方面,由于1204年及后来发生的事,教会分裂才变得重要而有意义。高级神职人员以权威自居,彼此争论不休,教会的分裂变成了民族的分裂。反拉丁民族的情结,就成了拜占庭爱国主义的基石。


那么,其他东方基督教徒修会的命运又如何?十字军与非正统的叙利亚修会(雅各派、聂斯脱利派、亚美尼亚人)的关系比较和谐。耶路撒冷国王恢复从前伊斯兰教国王的习惯,控制这些不同的等级,保留选择主教的权利,但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仰和司法自由、甚至免除什一税(Tithe);什一税是按照规定交付十分之一的收入

然而对伊斯兰教徒来说,东方的基督教徒都变成可疑分子了。他们是受保护的人——迪米斯”(dhimis),须缴规定的人头税,权利未变,实际上已受到损害。在近东的许多国家里,特别是在埃及,十字军东征让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国家危难时,成为受迫害的少数。在中世纪初的伊斯兰教世界里,他们所受的欺压前所未有。


从体制的角度来看,王权的加强确实与十字军东征有关:国王召集并指挥了第二、三、七、八次东征的部队,乘机巩固他对大领主的权威,同时也让小领主知道他的厉害。法国和英国还利用十字军东征征收“间接税”。12世纪末,这种税已背离了最初的用意而制度化,成为直接税的起源;直接税则奠定王权的基础。
罗马教廷也以十字军东征为依据,建立一套神权政治的教义,是后来滥用神权才反而削弱了扩张中的权威。在宗教方面有两个词概括了这种影响:宗教法庭(inquisition)和赦罪(indulgence,或译大赦)。宗教法庭一词产生于“反阿尔比教派(albigeois)的十字军东征”,并于1231年普及开来。至于赦罪—宽恕罪行,并免除刑罚—首先是由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许诺的,后来变成赎买或赠与的物品,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因而有了基本的财源。后来,赦罪又成为非法交易的根源,日耳曼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对此非常愤慨

十字军东征不仅只是八、九次著名远征,也是每年春夏的定期“通道”,把大量武装和非武装的朝圣者带到巴勒斯坦。这些通道所需的费用和资金的转移,使银行业在全欧普及开来。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实际上是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大都利用十字军东征的机会,在拉丁王国里获得享有特权的地区和商行,为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发展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透过这些接触,新的技术和产品引进西方;也有一些引人东方,但数量少得多。在航海技术方面,拉丁人是向拜占庭学来的。1168年,法国和拜占庭远征埃及亚历山大港,拉丁人见识到专门运送军队和马匹的船只:“掌门官”(huissier)。


11世纪末,中国人发明罗盘。13世纪,欧洲也有了这项新的航海仪器和技术,却不清楚是如何传过来的。另外,源自于印度人的“阿拉伯”数字,以及在当时叫作“苏夫勒”(cyfre,阿拉伯语的意思是虚无)的“零”的概念,是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暨数学家花拉子密(al Khwarismi,780~850)的文章,译成拉丁文后传人西方的。


西方人在叙利亚也熟悉了某些技术,例如玻璃制造(引进威尼斯)、新的农业(甘蔗、棉花、水果),以及手工业(丝绸、羽纱、大红衣料、锦缎)的生产技术。十字军东征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些奢侈品传人西方,结果又变成西方的产品引进伊斯兰教徒和拜占庭的近东市场,双方的贸易平衡于是改变。


作为转口贸易的金融中心,十字军建立的王国都是最早轧制金币的国家。这种金币仿造阿拉伯帝国的金币第纳尔(dina),比意大利的金币要早约一个世纪,象征中世纪扩张臻于顶点,打破了地中海地区西方占优势的局面。在物质文明方面,十字军还吸收了东方的衣着和饮食习惯,对欧洲奢侈品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小马们”[已经东方化的法兰克贵族]为这些奢侈品长期遭人指责,它们却经意大利传到欧洲北部,显示哥特时代璀璨兴盛的特色。

十字军战争的影响——————纳忠《阿拉伯通史》[中国穆斯林学者]

十字军战争后,沿地中海各地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除十字军的大量破坏外,穆斯林也曾故意捣毁了无数的城镇与堡垒,因为他们害怕落入敌人之手,让他们得以高据固守,那样,战期必将延长,灾祸必更严重。战争期间,穆斯林的生活异常困难,物价高涨,田园荒芜,饥荒遍地。一般人无暇从事农耕,田地里的收获,不足以供给人民的需求。同时有许多肥沃的土地,由于介于两军之间,两军或进或退,出没其中,以致当地的农人只能远远避开,让土地荒废。穆斯林军队因饥饿而死亡者不下数万,军队人数日渐缺乏。十字军的情形便不同了,他们在东方作战,人数缺乏时,就由西方派来援军,军队人数有时超过50万

穆斯林对敌人的评价很高,知道敌人人数众多而且勇敢。穆斯林在开始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情况,对西方很少认识。如果穆斯林在最初就注意西方,对于西方的社会有详细了解的话,则他们或许能同西方人订结互惠的条约念头,从而可以缓和事态的激化。

十字军战争中,显出了穆斯林将领的英勇,如努尔丁、撒拉丁便是两个超群绝伦的明君。在抵抗十字军侵略的战争中,他们的军事天才,处处表现出来。二人稀世本领远震东西。后来穆斯林为他们作传记时,将二人比为十字军战争中的两个欧麦尔。

十字军和东方穆斯林接触后,沟通了西方和东方的商业关系。尤其是意大利的比萨威尼斯热内亚等城邦的人民大都是航海的商人,西欧各国的人民,来圣地耶路撒冷时,都必须从这些地方取道海路出发。他们本来可以由陆道的,可是当时的陆道是不太平的。拜占廷屡受十字军的欺骗和踩确,所以常常和过往的十字军为难。HEtvft
十字军跟东方穆斯林学取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对于农事和商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看到东方有精良的工艺,有成功的农业,有赢利的商业。十字军战争后,东西商业往来日益繁盛。

十字军战争对于知识上的影响尤为巨大。战后,西方人们对于奇花异草,珍禽怪猛之类,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植物园、动物园陆续创设起来了。穆斯林的科学哲学以及他们所翻译的希腊古典著作,使西方人的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激发。十字军和东方穆斯林的接触,使西方人的偏见有所缓和,十字军揭开了探险与探索的序幕。十字军在东方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刺激,回到西欧后,发动了教育与文化的改革运动。西方人在十字军前的教育是教堂教育,课程是圣经或祷词。十字军后便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增加了课程的门类,并由阿拉伯文译本中得以窥见希腊古代的学问,由此,西方人得到了新的刺激,因而发生了变革。


十字军的目的是要恢复圣地,恢复教会的统一,但是圣地却从此永远脱离了基督教,而东、西教会的分离,更加扩大。而且就罗马教会本身来说,十字军的结果,导致教皇权威的削弱,教会本身日益分裂,[1347年前后]同时有3个教皇的存在,这也是教会始料不及的。

十字军东征造孽——————勒戈夫Jacques Le Goff《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11世纪的骑士和农民认为,十字军东征是西方在发泄剩余力量,海外的土地、财富和封地才是主要的诱饵。但十字军东征即使在彻底失败前,也没有满足西方人对土地的渴望,只好在欧洲发达的农业发展中,寻求海外幻景无法带给他们的解决之道。jo!I
十字军东征并未因与伊斯兰教世界接触,以及西方经济发展,而给基督教国家带来蓬勃的商业,既没有带来技术和产品,也没有输人精神上的武器——希腊意大利(尤其是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等地的翻译中心与图书馆,能提供精神武器,尽管与这些国家往来比在巴勒斯坦更为密切和有效。甚至连搜集奢侈品的嗜好和懒散的习惯都没有带来,因为西方的道德家认为,这些兴趣和习惯是东方的特性,是毒品,异教徒拿来 /> 十字军东征把西方骑士阶层变穷了,不但未让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反而大大刺激了国内刚刚产生的各种对立,十字军东征在西方人和拜占庭人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拉丁人希腊人的敌意,随着一次次十字军东征而加剧,导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099年在耶路撒冷,1204年在君士坦丁堡,这一次次远征并未导正风俗,圣战的狂热反而让十字军穷凶极恶,一路上暴行虐施,烧杀掳掠,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拜占庭的编年史家,都记述了此类暴行。十字军东征所需的资金,是教会征收重税,出卖赦罪的动机或借口。归根结底,无力保卫和守住圣地的军事修会都撤向西方,以便回去敲诈勒索。以上就是这些远征造成的负面影响。惟有杏子,才算是基督教徒东征后带回来的果实。

2.历史的回声
叙利亚计划——————布朗基(Thierry Blanquis)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Asad)在1970年代末发表的演说,内容刻板而晦涩。从他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颇有渊源,而且相当严密的政治计划。阿萨德和以色列人都对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了如指掌,但他的论据和以色列人相反。12世纪,杰齐拉(Jezire)的土耳其领主曾吉,在伊德萨首次打败十字军,儿子努尔丁对抗法兰克人,统一了杰齐拉和叙利亚;而努尔丁手下的库尔德将军萨拉丁,生于塔克里特(Takrit),在哈丁打胜仗。他们鼓舞了20世纪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元首,尤其是阿萨德、埃及政治家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以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Sadda Hussain)。
阿萨德认为,要打败以色列,首先必须在政治上统一大叙利亚(Bilad al- Sham),也就是中世纪的叙利亚。这个理想中的国家,与外约旦国埃米尔阿卜杜拉(Abd Allah) 1942年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相符,包括伊拉克和地中海之间的全部阿拉伯地区。为了实现统一,阿萨德准备放慢以叙战争的攻势,打算长期斗争。

东方仍受炮火威胁———马鲁夫(Amin Maalouf)《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
对西欧来说,十字军东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是一场革命。可是在东方,这些基督教徒的圣战却导致长期的没落和蒙昧主义。为了保持固有的文化和宗教特色,东方是否应摒弃象征西方的现代主义?还是要冒着丧失固有文化的危险,毅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伊朗、土耳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无法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可见到两种极端的做法:不是全盘西化就是抱持极端排外的完整主义

阿拉伯世界知道这些野蛮的欧洲人,也击败过他们。但是此后,欧洲人控制了世界,因此对欧洲人既着迷又恐惧,不可能只把十字军东征视为插曲,是一去不返的历史事件。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对西方的态度至今仍受历史事件的影响。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感惊异了,须知那些事件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公元2000年即将到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们,仍常借鉴撒拉丁、耶路撒冷陷落和光复等历史人物和事件。在民间和官方的说法中以色列就等于新的十字军王国。巴勒斯坦解放军的三个师,一个叫哈丁,另一个名为艾因贾鲁。纳赛尔总统在任时经常被比作撒拉丁,因为他和撒拉丁一样,合并了叙利亚和埃及,甚至连也门都包括在内!至于1956年西方向苏伊士运河远征,以及1191年的远征[第三次东征]都被视作是英法联合发动的东征。
纳赛尔可比作撒拉丁,这确实令人不安。听到贾沃齐(Sibt Ibn al-Jawzi)告诉大马士革的人民,开罗的主子卡迈尔(al-Kamel)承认敌人对圣城的主权,这种“背叛行为”,不由得令人想起埃及的萨达特(Sadate)总统。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为了控制戈兰(Gola)高地或贝卡(Bekaa)谷地而斗争,该如何分得清今夕何夕,是过去还是现在?读着奥萨马的感想,描述人侵者的军事优势,又怎能不发人深省?
在经常遭到侵略的伊斯兰教世界里,不可避免会产生一种受迫害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某些狂热分子身上成危险的邪念:1981年5月13日,土耳其人阿格卡(Mehemet Ali Agca),可不是向教皇保罗二世(Jean—Paul II)开枪吗?他在事先写好的一封信里解释:“我决定杀死十字军的最高指挥官,保罗二世。”除了这种个人的反对行为外,阿拉伯世界也总是把西方看成天敌。只要是反对西方,无论是政治、军事或石油方面的敌对行动,都是合法的报复。所以,这两个世界之间产生于十字军东征的裂痕,今天阿拉伯人仍认为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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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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