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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丁酉(鸡)年十月初三

朱元璋出生穷寒,文化水平甚低,又因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故深怕别人揭其老底,时生猜疑,屡兴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笺者也被处死。苏州知府魏观在元末豪雄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修衙门,并请名士高启写〈上梁文〉,内有被视为帝京专用的「龙蹯虎踞」四字,明太祖知道后大怒,魏观和高启均被腰斩。类似文字狱对明朝的文化发展,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洪武十七年以后,又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据载因当时勋臣不满于朱元璋重文轻武,遂进谗言“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章奏动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礼部颁行谢表式后,才不再发生以贺表、谢笺获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明史》案为起始,亦有追溯到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的,下限则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①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③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历史后果;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

明初何来文字狱


  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 但经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
  徐一夔,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如果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 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
  释来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僧来复(见心)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 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事实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经加以辩正过了“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 来复(也就是见心)真正的死因是牵连在胡惟庸党案内,明朝的释明河写的《补续高僧传》中卷二五说“……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僧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于是得罪”。在释元贤《继灯录》卷五中说“二十四年,山西捕获胡党,举师等往来胡府,坐罪入灭。” 再看蒋清高, 还是《闲中今古录》,说他“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误注被斩于京师”,按《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的说法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按照象山县志录的《蒋氏谱》的记载蒋清高“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 接下来是王春瑜考证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迹,按照郎瑛《七修类稿》中的记载,守仁因为《题翡翠》一诗,德祥《夏日西园》一诗,“被太祖罪之,不善终”。而事实上,守仁根本没有做过《题翡翠》,“是好事者,附会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业上,与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错,彼此关系融洽,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所谓不善终云云,实属无稽之谈”。至于德祥,和所谓的不善终,更是沾不上边,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有题倪云林,周履道书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有和御制赐赤脚僧诗”,他在永乐中“谈笑而逝”,“郎瑛说他因《夏日西园》诗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这些记载有几个明显的疑点: 首先根据这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所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太祖在那以后开始留意天下所进的表笺,因此文字狱大兴。“意谓此时之前 ,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然而根据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太祖在登基以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谓的文字狱,那也绝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后才开始,应该是从洪武初年就有的。其次,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所谓的文字狱中的当事者同时约好似的使用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没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这些字,然后就导致了所谓的文字狱,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要么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从记载来看,也确实并非是同一个时期,但这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说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的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因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五六个案子雷同的都是这样?再次,根据这些野史的记载,因为这些文字狱,所以“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王传布天下”,似乎礼臣为了避免文字狱的发生,避免再有人触犯文字忌讳,就让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让人们遵守。但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确实制定过表笺格式,但是和所谓的文字狱却是半点关系都扯不上,而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一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大明皇陵碑现在还在凤阳明皇陵内,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惨经历。兹摘录开头部分为证: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建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饬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 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傍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廓,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
  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并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 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飚,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没有丝毫讳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也没有丝毫隐瞒。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那些可以具体考证人物事迹的案例,还是那些无从考证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绽重重。可以断言,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基本上是捏造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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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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