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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9日 星期五

丁酉(鸡)年十二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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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大儒 扬雄--蜀中大儒2004-7-29 (前53—18)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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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扬雄传》载其“年七十一,天风五年卒。”(下引本传,不再出注)天凤为王莽新朝年号,五年即公元18年。其生当在汉宣帝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是一个跨世纪的人物。扬雄一生历官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历经两朝,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大纯而小疵”的 “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一、西蜀一廛氓 清静事无为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雄自序“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家境接近于贫困线。但若考其远祖,可称得上是王侯世家。本传称:“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处“河汾之间”,在今山西南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司马叔侯曰:“虞、貌、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扬为姬姓可以无疑,是周王族支庶。不过,到底扬氏属于周王哪一支,因时代绵远,後青衰微,到扬雄时已不可考。雄又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乃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据此,扬雄的祖先春秋时曾自称“扬侯”,晋“六卿”之乱,扬侯受韩、赵、魏的逼迫,举族南迁楚国境内的巫山地区,似乎扬氏是失利的范、中行、智伯的同党。不过此说有两点可疑,一是扬氏称侯,不见于史载;二是范、中行、智伯也不是同时被灭,扬氏无由受到牵连。东汉张衡对此有不同说法:“晋大夫食采于扬,为扬氏,食我有罪而扬氏灭。” 如此,则扬氏当时不过是晋国的一个大夫,根本没有扬氏称侯这回事。扬氏南迁也不是由于三家之逼,而是扬食我有罪绝封,逃难南迁。晋灼、颜师古极赞成此说。扬雄自序家谱容或有为祖先粉饰的嫌疑,“扬侯”也许是当时对有身份者的尊称,扬雄误以为五等爵的“侯”爵,反有僭越之嫌;但说扬氏出自有封邑的周室子孙,应当没有疑问,即便是晋大夫,也不影响他的周室血统。 楚汉相争,扬雄的先人们为避战乱,又溯江而上,“处巴江州”,巴郡江州即今四川重庆。避乱时期扬雄祖先都没有事迹可述,直至其五世祖扬季稍起其家,官至庐江郡太守。庐江郡在今安徽庐江县。汉武帝元鼎年间,扬季因逃避仇家迫害,弃官,“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郫即今四川郫县,附近郡邑成都,故本传又说他是“蜀郡成都人”。今郸县境内犹有扬雄墓、子云亭等遗迹,刘禹锡《陋室铭》所咏之“西蜀子云亭”即指此。民国乐山县志》引《名胜志》《屏山县志》《方舆考略》《蜀水经》说:“子云,江原人。初迁沐川;继迁健为,居子云山,在键为东南十五里,扬雄故宅在焉;再迁成都金花寺。”并按:“当云:再迁乐山,四迁成都。”此外,扬雄有《绵竹颂》,今绵阳市又建有子云亭。似乎扬氏入蜀後曾屡迁其居,踪迹几遍川西各地。 扬季来到郸县,再度成为普通平民:“有田一廛,有室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一廛即一百亩。《孟子》:许行对齐王“愿受一廛以为氓”;晁错论贵粟疏》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见一廛土地,在地广人稀的古代社会实在是个小数,仅是战国秦汉时期五口之家维持生计和提供赋役的起码条件,属于普通自耕农家庭,还够不上“小地主”的水平。杨氏人丁也很单薄,雄云:“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无它扬于蜀”。在那个重资产、讲族势的社会里,一个产业甚薄、人丁不旺的普通人家,要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来王充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论衡·自纪》)正是指的这一情况。 扬雄之时,家道仍无丝毫改观。自序说:“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 又作《逐贫赋》云:“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有人将此赋叙入扬雄晚年,不确。赋明云“左崇山,右旷野”,正是他隐居于岷山之南,卜处于成都平原之间的情景。此时他穷困潦倒,与乞儿为伍,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顶风冒雨,亲操耒耜,参加生产劳动:“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体露肌。”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但是,他胸有大志,以圣人之业自任,不以产业为意,“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对“既贫且篓” 的家道,处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读“圣人之书”,非此无所嗜好。如果说西汉初期的董仲舒是一个“三年不窥园”“志在经传”富而好礼的纯儒的话,那扬雄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是“饭疏食饮水”亦乐在其中的颜回似的“癯儒”。 根据扬雄自述,其为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章句是西汉今文经治学特点;训诂是东汉古文经学的特点。扬雄不讲章句,只究训诂,开创了朴实的古文家风。今文经学者,世守师说,规规以师法章句为意,不敢越雷池一步;古文家则主张博览泛观,东汉时期的古文大师,如桓谭、班彪、班固、王充等人莫不“博览群书”,以此为法。可见冲破西汉今文章句,开创东汉古文家法,正是扬雄首开其端。二是深沉好思,清静无为。自序说:“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简易佚荡、清静无为、少嗜寡欲、淡漠荣利等等,是其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表现。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 严君平,名遵,君平乃其字也。成都人。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沈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汉书》说君平汉末卖卜成都市,借卜筮来宣扬正道,启人善心:“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各因势利导之以善。”淡薄荣利,以道学为乐,每日才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班团还说:严遵“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扬雄《法言》中亦有严君平的赞辞:“蜀庄沈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蜀庄”,即蜀人庄遵。“沈冥”,即潜隐自晦。“不作苟见”,不屑进见权贵。关于此,《汉书》还有一则故事,说是杜陵李强与扬雄友善,雄曾屡次向李称道严君平美德。後来李强出为益州牧,以为可以收用君平,临行,扬雄告戒说:“君备足礼数与之相见,此人可以得见,但不可使其屈身事人。”李不以为然。及至成都,致礼相见,面对君平的飘然清高,李强终不敢提让君平出来辅助自己的事。“不治苟得”,即不贪财货,亦《礼记·曲礼》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之意。“久幽不改其操”,即长期隐居幽处,自甘淡泊,也不改自己清虚自守的操行。由此看来,扬雄“博览无所不见”,得益于君平 “博览无不通”;扬雄“清静无为少嗜欲”,得益于君平治《老》《庄》《周易》之学以及他的“沈冥”之习;扬雄淡泊名利,得益于君平“不治苟得”;扬雄“不事富贵”,得益于君平“不为苟见”……凡此,俱看出君平对扬雄为人和学术的巨大影响。无怪乎扬雄要再三地赞叹,比之于随侯之珠、和氏之壁了。《汉书》说 “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据学者考定,“君平益生于昭帝始元、元风之间(前86一前80年),卒于王莽代汉之时,即公元十年左右。” 君平能获得蜀人的普遍敬重,至东汉不绝,可见扬雄所称美,并非一家私言。 君平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後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常闻先代囗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当作庄,俗人所改)君平、临筇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囗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余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 所谓“描轩之使所奏言”域“囗轩使奏籍之书”),即指周秦时期,朝廷所派使者收集的各地方言资料。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周秦既亡,囗轩之书散在民间。中土 “遗弃无见之者”,汉代博学如刘向者,亦只“但闻其官不详其职”。但在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有数千言,林间翁孺则其书略备。“扬雄闻而师之”。翁孺死而无後,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後来扬雄作《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书为依据的。 除师事近贤外,扬雄还远慕前辈乡贤司马相如。自序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仿照司马相如,制作大赋。又曾奇屈原之文远过相如,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惜惺惺,悯其人,“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不过扬雄并不以屈原采取自戕的形式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将爱国情怀与老庄放达结合起来,这是扬雄的进步之处。于是作《反离骚》,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还依傍《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依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则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时也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忱。这些赋大致作于而立之年,《广离骚》有“汉十世之阳朔”,阳朔是成帝年号,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十世,自高祖、吕后至成帝为十世,後来雄作《甘泉赋》开篇即说“惟汉十世”,亦是这种用法。阳朔年间,正雄30至34岁之时,其时尚在蜀中,兹後扬雄又作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文选》李周翰注说还有《绵竹颂》)等辞赋,却给扬雄斐声京华带来了契机。这些赋大都是对家乡山水景物的歌颂。汉赋讲究“弘丽温雅”,弘即博大,铺张扬厉,气势磅礴;丽即富有文彩,华美可观;温即温和含蓄,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陈典故。总之即要求做到大气势、好文采、深寓意、大学问。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辞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其实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表演。因此许多文人为了一篇好赋,常常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为收集典故和谋篇布局,耗费十数年功夫。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左思作《三都赋》用了一纪(十二年)。而扬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写成这样多赋篇,充分显示了他的高情与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扬雄的才华不久便被当朝天子知道了。 二、一赋动天子 京华赋奇文 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 ‘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两处所载,只在赋名和篇数上有分歧,但为杨庄所荐则一致。扬雄自序亦谓:“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峙、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 “客”即杨庄。 但是《汉书·扬雄传》班固《赞》却说:“初,雄年40余,自蜀来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华阳国志》卷10从之。似乎扬雄受知成帝,是王音所荐。这是不确切的。首先,班说扬雄年40余接受大司马王音召荐,在时间上有问题。扬雄生于甘露元年(前53年),40余岁即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以後。考《汉书·成帝纪》和《百官公卿表》,阳朔三年(前22年)九月,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其时雄年32;永始二年(前15年)王音卒,其时雄年39。都不合“四十余”之数。前人已注意及此,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在详细排列了扬雄时间表後,说:“案古四字作至,传写时由三字误加一画,应正作30余始合。”今人亦有从其说者;其实班氏说“雄年40余自蜀来游师”在年岁上不误,雄自序“客”荐扬雄时“上方郊祠甘泉泰峙”云云,又具体罗列了正月从调甘泉奏《甘泉赋》,三月从祠河东后土上《河东赋》,十二月从羽猎奏《校猎赋》,明年秋从胡人射猎长扬上《长扬赋》全过程。案之《汉书·成帝纪》及《郊祀志》,甘泉泰峙、汾阴后土、雍五囗,陈仓陈宝四祠的恢复,在永始三年(前14年)十月。其后,成帝曾四幸甘沉泰峙,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正月;四幸河东祠后土,分见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绥和二年的三月。《成帝纪》元延二年载: “冬,行幸长扬宫,从胡客大校猎,宿长阳宫,赐从官。”将冬十二月的羽猎与次年秋与胡客猎合为一事,并同归于元延二年。《通鉴考异》断本纪有误,认为当从扬雄自序。但两者记载元延二年冬成帝曾举行狩猎活动却是一致的,那么,扬雄奏《羽猎赋》的时间就非二年莫属(其余《甘泉》《河东》二赋作于元年,《长扬赋》则作于三年)。班固《赞》语所说“待诏岁徐,奏《羽猎赋》(即《校猎赋》),除郎”,也与自序所叙一年内的活动相符。扬雄时年43岁,则其被荐应在元延元年,时年42岁。如果是30余岁,则在阳朔年间(前24一前21年),甘泉诸词已罢,绝无 “上方郊祠甘泉……”之事。可见“年40余”之说不诬。只是班团在。待诏年余” 前加入了“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一节,是不确切的。其次,班氏之说与扬雄自己的记述不符。《汉书·扬雄传》前半部系采自扬雄自序,班氏在《赞》语中有明确交待,唯“赞曰”以后文字是班氏补充。如前所揭,扬雄自序称“客”荐,《答刘歆书》又明云“杨庄”所荐:俱不言及王音。一者出于扬雄自述,一者出于后人追记,从史料价值上看,当然自述可靠。当然,也有一种 “可能是表示扬雄不愿谈到他和王音的关系”,但这种可能性不大。王音是王莽从叔,王太后远房侄子,他虽是以外戚身份继王凤为大司马,但在王氏诸侯中还是比较贤明的。《汉书·元后传》说:“王氏爵位日盛,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辅政八年,薨。”是可信的。看来扬雄如果真是得力于五音,没有理由隐讳不言。又有人怀疑《汉书》“王音”是“王根之误”、或王商之误【? ,班氏明明说扬雄受荐后,“除为郎,给事黄门,与刘歆、王莽并”,作为同僚的刘歆,对扬雄的出处进退,肯定清清楚楚,扬雄要在他面前掩遮真象,讳言王音(或王根、王商),岂不欲盖弥彰?显然,扬雄受知王音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但说他“年40余” 才游京师,并以辞赋获得官职却是事实。 《汉书》本传说雄“为郎给事黄门”;《陈遵传》称“黄门侍郎扬雄”,知雄当时任为黄门侍郎。郎官本为皇帝近卫之官,无定员,备宿卫、侍从,与皇帝颇为亲近;郎也是汉代官僚“预科班”,为郎者经过考核合格,可以作执掌实权的京官和地方官,当时叫“郎选”。因此汉代许多有名望、有成就的大僚多由郎选出身,绝少例外。可是扬雄就是这“例外”中的一个。他自40余岁来京师,43岁为黄门侍郎;直到71岁逝世,在京师共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共经历成帝、哀帝、平帝和王莽的新朝四世两朝,只在王莽初转过一次官,做过十年中散大夫,竟20年间未徙官!扬雄的京师30年,可分成两段:成帝朝,他作文学侍从,擅扬文赋,斐声京华;哀平新莽时,他大隐于朝,潜心学术。 扬雄自元延元年被荐待诏,至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在成帝朝供职约五年余。五年中,扬雄主要是出入侍从,以文赋服务于封建帝王。据雄《答刘歆书》,他接受成帝诏命,似乎不是为了仕宦腾达,只是为了求得在生活有保障后,随心所欲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说:“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供职),且体脱直事(值班)之繇(差役),得肆心广意于以自克就。”三岁之奉,即三年一考绩的地方官;直事之繇,即轮流值班的朝廷官员。沈博绝丽,既有思想(沈)又有内容(博),文彩焕然(绝丽)的文章。他自己奏请既不愿作地方官,也不愿作朝官,只希望做个有奉禄的专业文人和学者。这倒也符合成帝招置文学侍从的需要,于是“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帖;尚书台给学术事业费(笔墨钱)六万,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扬雄如愿以偿,成了一个由皇家供养的专业作家和专职研究员。这样过了一年,扬雄写了《绣补》《灵节》《龙骨》诗铭三章。成帝读了非常满意。从此,扬雄获得更多的机会出入侍从,以文学服务于皇帝。故王充《论衡·佚文》说:“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故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这一时期扬雄尚存的作品主要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扬赋》四大赋,亦即本传赞所说“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的“四赋”。 扬雄作四赋免不了禀承皇帝意旨,有歌功颂德之嫌;在形式上又多模拟相如作品,有东施效颦之憾。但是扬雄每作赋都精思熟虑,十分用功,范文澜先生说: “(扬雄)用思构辞,还保留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汉辞赋家扬马(司马相如)并称,就在于扬雄的模拟不同于一般庸者陈陈相因的模拟。”事实正是如此。桓谭《新论》说:“子云亦言。成市至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具五脏出地,以手收之,党大少气,病一岁徐。”说扬雄奉诏作《甘泉赋》,赋成,疲倦困卧,梦中五内剧痛,醒来大病了一年。汉代还有雄伟《甘泉赋》成,“明日进卒”的传说。可见其用思之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前辈。此外,作为一位深受儒家爱民裕民思想和道家清静无为思想薰陶的正直学者,扬雄也不满足于辞赋的形式美,而是非常注意辞赋的思想内容,常常以赋施讽谏,寓讽于颂。其时,成帝受晚年无子烦恼的困扰,析鬼事神“以求继嗣”。在扬雄被荐待诏前两年,成帝要母后王太后下诏恢复久已废止的甘泉泰峙、汾阴后土、雍五峙、陈仓陈宝四柯,隔年轮流举行一次盛大的行幸祭把活动,排场之大,修饰之盛,自古少有,巫风鬼气,劳民伤财。成帝晚年,又沉溺声色,与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纵情淫乐,将政事一委王氏外戚掌管,王氏五侯,气焰薰灼,终于积重难返,酿成后来王莽篡逆之祸。成帝还醉心于飞鹰走狗,逐兽狩猎,他常常亲率宫廷侍卫出入郊外。有时甚至下令长安附近的人民停业罢产,到南山捕获野兽,放回皇家猎场,再行猎狩,严重地妨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对于皇帝的这些胡作非为,扬雄在辞赋中进行了必要的劝戒。本传说: 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讽)。 《甘泉赋》全文载于《汉书》本传之中。扬雄自序创作意图说:甘泉宫本秦朝旧宫,武帝时增建通天、高光、迎风三殿,远近建筑群鳞次栉比,“游观奇屈瑰玮”,大大违反了“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的古意,更迥异于“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虽然甘泉宫不是成帝所建,但成帝纵情奢侈,王氏五侯的连云府第,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于是扬雄将甘泉宫称作神话中的帝室 “紫宫”,想告诉皇帝这已超出人力的范围,只有天神才能雕琢,与后来诗人“此曲只应天上有,哪得人间处处闻”的讥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赵飞燕正大幸成帝,皇帝每次行幸甘泉,赵氏皆盛备车骑,招摇过市,大有令神仙却步,叫山神开道的气势,于是扬雄在赋中又以“屏玉女,却伏妃”来讽刺她。 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模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色,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 成帝行幸河东,远祠后土,沿途历观殷周圣迹,扬雄以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地勤己修政,还可望实现天下大治。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讽)。 扬雄认为,古时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的收入足以供给郊庙、维持国际间正常邦交、保证皇室百僚的膳食供应就够了,从不侵夺百姓种植桑麻和粮食的肥田美地。人民百姓,女子纺织有所剩徐,男子耕作有所积储,国民殷富,上下丰足。因此,甘露、醴泉、凤凰、黄龙、麒麟、神爵等祥瑞之物,不求自至,社会就太平无事。从前禹任用伯益作虞官管理山林,上下和谐、草木茂盛;成汤爱好田猎,天下却十分充足。文王有百里园囿,人民还以为太小;可是齐宣王只有40里,人民却嫌其太大。其原因就是“裕民”与“夺民”的区别。到了汉家,武帝广开上林苑,南傍南山,北循渭水,周围数百里;又大开昆明池,广建离宫别馆,模仿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游观侈靡,究妙极丽”。一旦举行羽猎活动,败车、戎马、器械等等所设,往往“尚泰奢丽夸诩”。非特武帝如此,纵情声色殉马的成帝又何尝不是这样?这就是扬雄《羽猎赋》创作的背景。 元延三年秋,成帝为了在胡人面前炫耀汉家富于禽兽,命令右扶风驱使人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置网,“捕熊罴、豪猪、虎豹、囗囗、狐兔、麋鹿”,用建有兽笼的“槛车”运到长杨射熊馆。再放到用网罗木桩建成的围场之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成帝则在围场外欣赏。这种无聊行为,使“农民不得收敛”者弥月。扬雄曾随成帝到射熊馆,亲睹其状,于是“还,上《长杨赋》”。赋中扬雄“藉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杨射猎作了夸张的描写,亦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句有余”的荒堂作法有所反省。 后来扬雄作《法言》说:“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之谓恶政。”(《先知》)禽兽食人之食,因狩猎而影响农民劳作;上木衣人之衣,祭祀偶象而侵夺人民衣服。这两大恶政都是成帝为之而不悟的弊政。针对成帝晚年沉溺酒色,扬雄还作有《酒赋》,赋中虚设“酒客”与“法度士”相论难,“以讽谏成帝”。无处不表现出他尽忠报国的心愿。由于扬雄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二美,大受正直的人们称赏。王充《论衡·效力》说:“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鸟获也。’将扬雄与西汉大儒董仲舒相提并论,说他们是文章圣手,笔力千钧。后生晚辈,更是步其后尘,模仿习作,当时年仅13岁的翩翩少年、后来的大思想家桓谭即是其中一个。《新论》有云:“予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狠欲逮及,尝作《山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后来二人遂成为忘年之交。 可是,至高无上的专制君王,是一群只望天佑,不怕天罚的无耻之辈,群臣进谏,说重了将犯送鳞,引起震怒,说轻了又无济于事,汉成帝虽说不上是拒谏饰非的暴君,却也不是从谏如流的明主。刘向、谷永上书直切,成帝也只是“心善其言”, “然终不能用”。何况赋体雍容,劝十讽一,作者写赋,必搜罗奇事妙语,推类极至,磅礴宏大,渲染得无以复加,然后才归结到正道上来,稍事讽谏。讽谏之辞并不明显,全靠自觉的统治者细心领会。否则,读之者佯若不知,就会“劝而不止”。汉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武帝读后,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王充《论衡·谴告》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乃可成。孝成不觉,为之不止。”正是指的这一情况。况且既是应命制作,自然首先得讨皇帝欢心,就像徘优弄臣一样,有违赋诗言志、采风观俗的古训。鉴于此,成帝末年,扬雄除了用赋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与牢骚而外,“辍不复为”了。他晚年作《法言》还对此事作过反省:“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三、潭思浑天术 草拟《太玄经》 扬雄不再作政治讽喻赋,又不愿卷入外成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他转向天文历法,研磨“浑天之术”,为将来撰写《太玄》作准备。本传说:扬雄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后,遂“大潭思浑天”。四川自来有重视天文历法的传统,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大概周灵王时,明于历数的苌弘贬死于蜀,天文历数之学遂传于巴蜀。至西汉洛下闳而大放光华。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汉武帝时徵诣待诏太史,与太史公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同造《太初历》,他的成绩是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瑞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又制造浑天仪(又称员仪)来模拟天体运行,计算时节,比较合乎天体运行规律。因此自《太初历》制定之后,历代历法都只在此基础上作某些校正,无根本改变。蒙文通先生又考论: “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是古巴蜀文化的特点。”扬雄的前辈学人,司马相如擅文赋,洛不闳长天数,严君平兼黄老、卜筮,扬雄既从严君平肄业,传习黄老、易卜之术,是一位思想家;又依仿相如为辞赋,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今又传洛下闳之业,研算天文历法。于是,古代巴蜀传统四学,兼而有之,最为全面,最为博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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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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