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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3日 星期二

丁酉(鸡)年十二月初七

焦 - 焦 [回目录]

,生于明嘉靖十九年,卒于万历四十八年,字弱侯,号漪园,澹园,谥文端,江苏南京人,原籍山东日照。他博学多才,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大学者、文学家。在理论上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是陆王心学的后起之秀。其学识之通达与杨慎齐名。

  焦幼年,主要学习经学,后来求学于耿定向,开始得王学之传,后来又结识了耿定理,在崇正书院主讲,成为耿定向门下的高足弟子。在他三十多岁时,同李贽结识,从此友谊始终不渝。李贽冤死狱中,焦作《追荐疏》,并为他编印《李氏遗书》,晚年还为他作《藏书序》。李贽叛经离道、手搏龙蛇的狂放影响着焦。四十多岁时,问学于罗汝芳。罗汝芳强调思想自由,人情顺适。谓:“功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揽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若乃“沉滞胸膈,留恋景光,是为鬼窟活计”。罗汝芳这种狂傲与通达,深深感染了焦,从此表现出更多的异端思想,从耿定向的正统派转而追随罗汝芳。焦讲学以“汝芳为宗”,足以证明他对其的推崇。

  由于焦洒脱不守师说,耿定向渐渐对他产生了不满,《明儒学案》中说:“弱侯自是真人,独其偏见不可开。耿叔台在南中谓其子曰:‘世上有三人说不听,难相处。’问为谁,曰:‘孙月峰,李九我与汝父也。’”可见师徒二人已是貌合神离。

  除了潜心学问,焦也曾多次参加科举。十九岁时乡试落第,二十五岁时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第,此后屡次会试失败,直到五十岁,才以第一名考取进士。任职翰林院修撰,当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由于焦平常注意研究明朝的典章,于是推荐他来负责这件事。后来修史的事,中途荒废。焦就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成了《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和《国史经籍志》六卷。因为资料丰富,论述精当,而深为后世学者推崇。

  当时翰林院有一项负责教宫廷小内侍读书的任务,一般人都敷衍了事,焦却说:“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他认为小内侍接近皇帝,其人品如何对皇帝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教授他们古代善恶之事。

  焦还曾经做过皇长子的讲官。他深知嗣君的人品学问关系到将来是否能安邦治国,所以勤勉为教,尽心尽职。一般情况下,讲官只讲读,不问答,但焦怕太子学而不通,数次请求太子发问,太子问不出问题,他又耐心地启发诱导。在讲授《舜典》时,焦以“稽于众,舍己从人”发问,皇太子回答说:“稽者、考也。考集众思,然后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又有一次,焦问“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太子答曰:“此无他,即天命之谓也。”当时皇长子年仅十三岁,能有这样的领悟力,足见焦的训导有方。

  焦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了相臣张位等上司,而又因为他文名极重,颇受同僚的嫉妒。万历二十五年,他五十八岁,被任命为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却因为科场事受到诬蔑弹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级。他愤慨地指责那些为取悦权臣而诬陷排挤他的小人,谓“名义彼所轻,官爵彼所重。”“一旦为群小排挤,颠倒黑白,竟泯泯焉同于穷乡编户冤抑不伸者,窃为明时耻之。”于是他愤然辞官归家,与朋友讲论学问,著书立说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澹园集》等等。《焦氏笔乘》是一本笔记,共六卷,后来又有续集八卷,多为读书札记,对经史义之缺误也有所考试,续集中还采录部分药方及医药故事。

  焦强调作学问要靠自悟自证,不能仅傍依他人门户,只要于义上认得真切,就把住不放。他引用王阳明的诗:“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讽刺那些迷信古人和书本的人。他呼吁:“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焦认为一切古代的圣贤之书,都只不过是一堆陈迹,后世的人们要有勇气冲破他的束缚,开辟新的天地。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开阔的眼界。他指点历朝,认为“唐疏宋注,锢我聪明”。“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把章句之学看得一钱不值。

  焦不赞成儒道互相攻击,认为三教本出一源,老庄之学与孔孟之道能够互补。他说:“儒学绌老子,老子亦绌儒学。绌儒学者,非独不知儒,亦不知老,绌老子者,非独不知者,亦不知儒。”

  焦在史学方面功力很深,成就突出,有很高的史识水平。他称颂司马迁的《史记》,但不盲目崇拜,以为“史公会粹众说成书,时月先后,不能尽合”,也有许多疏漏。称颂王安石读《史记》的笔记,谓其人“笔力曲折,真脱胎换骨手也”,肯定了王安石褒扬唐代永贞革新中的八司马,称之为天下奇才。他评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余观知几指摘前人,极其精当,可谓史家申、韩矣。然亦多轻肆讥评,伤于苛刻。”这些观点都不附和俗见,卓然自成一家,有奖有贬,评论较为公允。
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学问,他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使小学从一般儒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取得了较快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在《焦氏笔乘》中有许多关于古代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古今文字形音义辨正的内容,散见其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关于古代典籍真伪的考辨。

  他敢于破除迷古偏见,重新审查古籍真伪,开创了古书辨伪的新风。他专设“伪书”一书,指出《本草》非神农书,《山海经》非禹益书,《三坟》非伏羲、神农、黄帝书,《三略》、《云韬》非太公书。又云:“此类甚多,或摹古书而伪非,或似己意而妄增,致使好事之流,曲为辨释,以炫其博,是皆未深考耳”。其二,关于传注与注疏的形成与评价焦在“传注”一节中指出:“古人未为训传”,“至毛公传《诗》,孔安国传《书》,而传注遂有定体定名矣”。他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传注发展的过程,不受经学种种迷信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焦在《焦氏笔乘》中用很大篇幅记载了他搜集的各种药方,并引许道幼的话说:“为人子者尝膳侍药,不知方式,可谓孝乎?”把尽孝与医方收集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知识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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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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