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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丁酉(鸡)年十二月初一

柳宗元列传 - 概述 [回目录]

柳宗元列传 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柳宗元列传 - 主要经历 [回目录]

 生平 柳宗元一生经历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柳宗元父辈已定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多藏书。父柳镇,官至侍御史,守正疾恶。柳宗元自幼受母卢氏教育,4岁能读古赋14篇。少年时曾随父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13岁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第二阶段,在朝做官时期。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贬谪远州时期。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柳宗元列传 - 作品特色 [回目录]

  文学主张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传统,并利用当时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予以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他在《天说》、《天对》、《非国语》、《断刑论》等作品中,认为宇宙是无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气",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质世界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人事祸福、社会治乱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没有赏罚关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在《封建论》中,他认为郡县制之胜于封建诸侯制,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肯定郡县制,主要是为了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他又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
《送薛存义序》中提出官吏"盖民之役而非以役民";在《兴州江运记》、《非国语·不藉》中主张重视农战。这些进步思想,都具有现实意义。但唐代是佛教哲学泛滥的时代,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认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世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送琛上人南游序》)。在政治上失意时,他更进一步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文集中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对唐代盛行的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都有所涉及,对佛家的唯心主义立场表示同意。虽然他也认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送僧浩初序》),但反对像韩愈那样辟排佛教,以为那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同前)。他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同前)。所反对的仅仅是"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送元□师序》)一类的僧徒,他从"儒以礼立仁义"的观点看待佛教的"律",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这就削弱了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思想也影响到他的文学主张。散文理论方面,第一,他与韩愈同时倡导古文,同样重视文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对于"道"的内容,却不同于韩愈的只谈仁义。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生人(民)为己任","以伯(霸)济天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认为"道"应该使国家强盛、对人民生活有利,应该切实可行,注重实际。由此出发,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强调了作品对现实所起的作用。第二,他也很重视艺术形式的作用。一方面,他反对内容不合于道而片面追求形式华美的作品,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辟,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另一方面,他对忽视艺术形式的偏向也有所批判,说"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好的内容必须辅以好的形式,具有艺术感染力,才是完美的作品。第三,他认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不能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以避免文章的"剽"、"驰"、"杂"、"骄"等弊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强调"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指出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第四,他推崇先秦两汉之文,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时又不能堕于"荣古虐今"(《与友人论为文书》)。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诗论传统,并和同时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谕诗的主张相一致。他说:"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仆尝病兴寄之作□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答贡士沈起书》)。同时,他又接受了司马迁的说法:"《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和韩愈"不平则鸣"之说相近。但他所说感激愤悱,是志在用世而不得行其道者之所为,这种有关创作动力的论点,较之韩愈所谓"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等侧重个人穷困、不谈用世行道的论点,意义的广狭有所不同。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文学创作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包括诗文两部分。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近百篇为骈文,不脱唐骈文的习气,但也有像《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那样的佳篇。古文部分,大致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骚赋五类,很多是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的作品,特别是在贬谪南方深入接触社会以后所作。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等为长篇和中篇政论的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的代表作。特别是《封建论》,洋洋大篇,林纾称它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他的寓言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组成的《三戒》,通过麋、驴、鼠三种物态的描绘,反映现实,形象生动,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波澜起伏。《□□传》、《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桐城派古文家以为《宋清传》等"未免小说气"(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恰恰道出了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正说明他对小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类作品,便是他这一主张的实践。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文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水经注》是地理书,对景物多客观描写,少主观感情的流露。柳宗元的游记则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由于对客观景物观察深刻,又经过惨淡经营,因而能够准确地反映对象,并且在艺术思维过程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遗弃于荒远地区的美好风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倾注怨愤抑郁的心情。除了这种借景抒愤的特色外,游记中还有一种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寄托,如所谓"清冷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潭西小丘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都体现了这种境界。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文笔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有的是"纷红骇绿"(《袁家渴记》),有的是"萦青缭白"(《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丘石之状,或如"牛马之饮于溪",或如"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绘溪水之形,或则"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袁家渴记》),或则鱼"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都能用精巧的语言艺术地再现自然之美。后人写游记者,往往奉为楷模。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屈原的骚体,在东汉以后,徒具形式,精神全失。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吊屈原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等篇,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确如严羽所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诗评》)《天对》和《晋问》两巨篇,形式仿照《天问》、《七发》,为另一种类型。前一篇不少地方用唯物观点回答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宇宙和人事各方面。后一篇用问答的形式,夸张晋地山河的险固,兵甲的坚利,物产的丰盛,归结到唐尧政治清明的主旨。两篇造语奇特,但也有奥僻难解之处。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这主要是指其五古《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读书》、《感遇》、《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如杨万里所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他还有另外一些五古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界围岩水帘》、《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南涧中题》、《与崔策登西山》等,却是学谢灵运的,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灵运,因此元好问又以为"柳子厚晋之谢灵运"(《论诗三十首》之四自注)。但谢、柳二人生活遭遇不同,思想个性不同,柳诗于清丽之中蕴藏幽怨,同中也就有异。除了继承陶、谢二家传统之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五古如《哭吕衡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伤悼永贞政变时的同道者、同贬者,《韦道安》歌颂侠义行为;七古如《行路难》、《古东门行》、《笼鹰词》、《寄韦珩》,或咏叹志士仁人,或揭露豪强罪恶,或声讨藩镇叛乱,或描写艰险生活,现实性都较强。《唐铙歌鼓吹曲》12篇,热烈歌颂唐王朝初期反对突厥、吐谷浑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业绩,体现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形象瑰伟,语句奇警,气壮山河,声裂金石。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柳州峒氓》、《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可见柳诗丰富多采,不拘一格。
  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评价,旧时大多数人由于对王叔文集团缺乏正确认识,往往肯定其作品而贬抑其人。韩愈赞扬他的作品为"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崔(瑗)、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引),认为他遭受贬谪以后能够"自持其身",但对他参加王叔文集团则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柳子厚墓志铭》)。后来评论家从刘□、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直到清代的张伯行、林纾都持这种论调。首先为柳宗元昭雪的是范仲淹,不仅称其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亦称其人为"非常之士";认为王叔文诸人谋国意忠,"《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述梦诗序》)。后来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王鸣盛一直到近人章士钊也都为之辨证。对于柳文,评论家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往往以韩、柳对比,有的认为柳不如韩,有的认为韩不如柳。如宋祁谓"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于己"(《笔记》)。方苞在《书柳文后》、《答程夔州书》、《古文约选序例》等文中,极端扬韩抑柳。晏殊、严羽,焦循、刘熙载、陈衍则扬柳抑韩。焦循誉柳为"唐、宋以来,一人而已"(阮元《通儒扬州焦循传》)。陈衍认为"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石遗室论文》)。章士钊《柳文指要》则极端扬柳抑韩。但诸家论柳文,除章士钊外,不论是扬是抑,偏重论文章形式的居多。偶有涉及文中思想的,如刘禹锡、王伯思肯定无神论,苏轼、何焯等则相反。对于柳诗,评论家也有不同看法。苏轼称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是就柳诗近于陶、韦风格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的。有的则过分推崇为"妙绝古今"(《王直方诗话》),"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诗之圣也"(袁宏道《与李龙湖》)。而持扬柳抑韩论的,又谓其"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刘克庄《后村诗话》)。相反,持扬韩抑柳论的,则或谓其"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伟"(许印芳《诗法萃编》),或谓其"近体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贞《艺苑卮言》)。
  本集和版本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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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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