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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20日 星期六

丁酉(鸡)年十二月初四

阳胡文派 - 名称 [回目录]

阳湖文派

阳胡文派 - 简介 [回目录]

得名,起自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列举清代古文家文集时,分为“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这时候,阳湖文派的创始人恽敬、张惠言已去世半个多世纪。“阳湖文派”不仅它的名称是后人“加给”的,而且它的创始人也是后人“推选”的,甚至它的成员也是后人“认定”的。阳湖文派的作家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开宗立派”,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宗立派”,“阳湖派”的得名,从根本上说,是武进、阳湖籍的一群作家们“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得到世人的推崇,他们的文学主张得到世人的承认所致。《书目答问》在“桐城派古文家”之外,另立“阳湖派古文家”,这是对世人舆论的一种认可。

较早认识到阳湖古文“别有建树”的是包世臣。他在《读大云山房文集》中论述恽敬的创作时说:

“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为以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迩近。子居(恽敬)归、方邪许之时,娇然有以自植,固豪杰之士哉!”(《艺舟双楫论文》)

包世臣这篇文章,作于道光元年(1821年),距恽敬去世4年。“归、方邪许”是形容桐城派声势之盛。“娇然有以自植”是说恽敬与归有光、方苞的观点、作法不同而别有建树。也就是说,阳湖古文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别有建树”。

“桐城”称派,一般都认为始于姚鼐称“天下文章,出于桐城”一语。这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的话。桐城派作为一代古文的正宗,而阳湖派相对于桐城派而“别有建树”,所以,近代以来讨论阳湖派,总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一是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视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一是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视阳湖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的独立文派。 因为阳湖派的创始人、首领也是由后人推定,所以,创始人、首领究竟为谁?也有两种意见:一曰张惠言、李兆洛;二曰恽敬、张惠言。第二种看法比较普遍。《清史稿》中的排列,实际上也含有对恽、张两人地位的一种评价:

《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指出:

“是时常州一群多志节卓荦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间。恽敬、张惠言,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继辂与董士锡所为文,亦拔戟自成一队。”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陆继辂传》指出:

“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派相抗。

阳湖派的首领,不是“官封”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们自己“公选”的。他们是自然领袖,而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领袖”,同伴们也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领袖”。他们生而同里,长而同乡。或近或远的亲从血缘关系是他们深交的天然纽带;友朋切磋、互相勉励,则似乎是他们成派的“组织手段”。阳湖文派,有没有“开宗立派”,谁是首领,排名先后,我认为都不必计较,反正不是“散兵游勇”、“乌合之众”。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生命所在是风格特征,是共同的理论主张和相近的创作风格。是体现上述主张和风格的作品,是创作这样的作品的作家群体。

乾、嘉年间的常州,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被誉为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人心向学,教育普及,科第兴盛,其学风尤独领风骚。

阳胡文派 - 著名学者曹虹先生归纳常州学风的特点为: [回目录]


第一是融通。常州是多种学术思想交汇之所。如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提到:“同州诸前达多习校录、严考证、成专家。”孙星衍,洪亮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庄存与,他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常州融通的学风。他是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创始人,但他的学风兼容并包。不以专治今文经自限,而是“诸经皆有撰述”。他致力于古文经《周礼》的研究,又对伪《古文尚书》的价值给予一定的肯定。李兆洛以通人的眼力,表彰庄存与“融通”的精神:“宗伯公经述渊茂,诸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必融通圣奥,归诸至当”。而李兆洛自己,也是“融通”学风的实践者。所以,魏源赞扬庄存与与李兆洛为同出一乡的“并世两通儒”。他们不仅消除学术畛域,消除门户之见;而且也不墨守陈规旧套,寓创新于会通,在他们身上,洋溢着不凡的“通儒”气派。

第二是致用。常州经世致用的学风要追溯到明代唐荆川。它不仅包括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而且包括一套专业知识。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庄家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学风。庄存与创清代今文经学,虽然没有直接论述政治问题,但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明天道以合人事”反对和砷集团。李兆洛曾序其所撰《周官记》指出其学说的特点与意义在于:“实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后缀学之徒钩稽文词,吹勃细碎,沿传讹谬之说,一切可以尽废,有志于治者,由其说,通其变,举而措之,如视诸掌,非徒经生讲解之资而已也。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

董士锡在《庄氏易说叙》中揭示庄存与“读书”与“致用”合一的实学品格说:“不知者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涵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因其艺精,抑亦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姿肆如是者哉!”

谭献也极力表彰庄存与“不为空言”的经学。说:“宗伯甘盘旧学,老成典型,经说皆非空言,可以推见时事。乾、嘉之际,朝章图故,隐寓其中。”(《复堂日记》卷七)

常州学风讲求实学,注重致用,对于经学以外各种切合实际的学问专业知识十分重视。子史兵农、刑法、数术之学。以及医经本草,舆地之学,常州学子无不研习。张琦“自言合则天下悬于掌上,山川险要,道路出入之势历历可画”。李兆洛则不但精研本国地理,而且对于沿海诸国“所在远近,海道曲折以及国之大小强弱,风气厚薄美恶,政令弄禁之大凡”亟予留心,讲求河漕、盐政、钱法、兵制、方志等经世之务的,不乏其人。甚至连女性也受到感染,如恽珠“相夫子有政声,训子以实学”;张琦长女张珊英在病中与友人相见,也“论夷务未平,养痈成患,相对扼腕”,(《名媛诗话》)

第三是多思。常州学风多思的特点,意味着个人的心智得到强调与开发,庄存与治《公羊》学,创今文经学,从根本上注重义理而不是训诂。《公羊》不同于《左传》。《左传》注重记载的历史事实,《公羊》注重于记载的历史事实所发挥的义理,是一“种历史哲学。学者更需要“深造自得”、“探本究源”,更需要“多思”,李兆洛赞叹庄存与的学说“鸿识卓学,甄宗天人,经纬圣哲”,并把刘逢禄比作“善持论、能文辞”的董仲舒。后章太炎又称颂宋翔风的学说“其义瑰伟,而文特华妙”。而要做到“举大义,善持论”必然注重思想,善于思想。恽敬注重诸子学对于开发心智的意义,在文学观的建树中汲取禅宗的思辨智慧。这种追求也是常州“多思”学风的体现。

第四是文采。常州今文经学家的著述,以经学与文学的结合显其特长,经学家而兼擅文翰,如庄存与所撰《春秋正辞》,就是整齐的韵文,文词之工,令人瞩目。刘师培在《南北考据学不同论》及《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都提到庄存与文词“深美闽约”。他的侄子庄述祖,学者称珍艺先生,亦擅创作,能诗善赋。谭献曾说:“夜诵《珍艺宦文》,琅琅真作金石声,说《书》、《诗》数篇,风发泉涌,而渊渊髦翠,潜气内转”。说经之文而能带来如此高超的审美愉悦,可见其文才充溢,张惠言的《易义别录序》虽是说经之文,却能“以五喻成章……遂使叙经之文而兴味洒然”。稍后的刘逢禄与宋翔凤,被恽敬称颂为“治经行文俱冠流辈”,无不显示常州经学家重文的传统。清代常州美文的发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十分引人注目。嘉庆三年选编的《八家四六文钞》和光绪七年所编的《后八家四六文钞》两书入选的16位作者中,常州各占3名共6名。反映了常州骄文创作的实力和优势。

恽敬曾惊叹“吾州多异才”。陆继辂则自豪地说“吾乡文儒甲天下”。杭州龚自珍更赞美“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阳湖文派就产生于这个学术部落,常州学风则是其产生的学术背景。

阳湖派讲究文章的气势,笔力雄劲,文气刚健,以恽敬的风格为代表、为典型。张维屏在分析了清代前期和中期各家散文后认为:“文气之奇推魏叔子(禧),文体之正推方望溪(苞),而介乎奇正之间则恽子居(敬)也。诸家为古文,多从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恽子居从周秦诸子入,而得力于《史记》。” 李桓《国朝耆献征初编》卷二四二)。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论及恽敬的散文时,以“峻拔”两字形容恽文的风格。恽敬是阳湖派作家中艺术个性表现得最充分的。

阳湖派诸子继承了同乡先贤唐顺之发扬《史记》“奇”的精神,因而笔势矫健,富于力度和变化。恽敬评唐顺之《广右战功序》一文是“直躏子长、孟坚堂奥,而无一语似子长、孟坚,奇作也”(《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陆继辂评唐顺之此文“为明一代奇作”。唐顺之不仅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常州的后人,而且其散文风格也影响了常州的后人,哺育了阳湖派文士。

阳湖派文士重视文采,首先是由于发挥了《易》教精神,情文相生,文采斐然,说经之文也注重设色用喻。张惠言是著名《易》学专家,他的说经之文就极具文采。恽敬评论他的《易义别录序》说:“此文以五喻成章,于无可设色用意中为此,遂使叙经之文而兴味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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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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