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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0日 星期六

丙申(猴)年十一月十二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图)司马迁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

司马迁 - 简介 [回目录]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 - 生平 [回目录]

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最南到了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但他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 - 继父志,任史官 [回目录]

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

司马迁 - 直言受宫刑 [回目录]

司马迁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两黄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即成为太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 - 发愤著《史记》 [回目录]

司马迁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三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 - 史家绝唱 [回目录]

司马迁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司马迁 - 墓与祠 [回目录]

司马迁司马迁墓与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司马迁墓、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涺水冲前,芝水环绕,屹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气势雄伟、壮观。词用砖石依山势筑成四个高台,面积一个比一个广大,每个高台之间有石级相连,层层上升,前面三个台上都有建筑物,最后一层是砖砌的司马迁墓。墓圆形,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毕沅题“汉太史公墓”墓碑一座,上有古 柏五棵,蟠若蛟龙。

祠庙内外古碑林立,叙述自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年一公元313年)扩大修建后,历代修缮情况。也有文人名士路过或者远道来此瞻仰凭吊后所留下的诗碑。

祠庙正殿有司马迁塑像,方脸,长须,两眉入鬃,现出严肃、抱负不凡的气概。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 - 经济学观点 [回目录]

司马迁司马迁重视经济问题,在《史记》中有专门记载经济方面历史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他在记述史实的同时,还对许多经济问题作了评论和分析,形成比较系统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观点。

西汉初年,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汉王朝以黄老的无为思想作指导,与民休息,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比较放任,较少干预。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年,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不仅农业获得了恢复发展,而且工商业也空前繁荣。封建国家、官僚贵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贾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西汉王朝的政策也就从无为转向有为,在经济上实行了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司马迁正是面对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从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发,对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性求富的观点 
司马迁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样的。不仅农工商贾追求财利,而且贤人、隐士、官吏、将士,以及赌徒、娼妓、流氓、恶棍,无一不是为了求利而活动。他特别称道通过农虞工商的生产、经营而致富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贤人所以富者”,值得称道、借鉴的。司马迁之所以在《货殖列传》中为这些人立传,就是为了“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史记·货殖列传》),“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对贫富差别成因的认识
司马迁对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俭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勤俭虽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胜”。他还认为,要想致富,必须“诚壹”,即专心于他所从事的事业。他又认为,富与贫是由于“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别造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还把个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无本钱和本钱多少联系起来,认为:“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货殖列传》),没有本钱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少有本钱的人可以施展经营本领,本钱雄厚的人可以逐时争利,发大财。

基于上述看法,司马迁把富者奴役贫者看作是自然的事。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货殖列传》)。
 
对农、工、商关系的认识 
司马迁既重视生产,又重视流通;既把农业看作本业,又不轻视工商业。他认为要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农、虞、工的劳动,以及商业的贩运流通,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农、虞、工、商的生产和经营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农、虞、工、商的作用,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司马迁对放任与干预的看法
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每个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因此,他认为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好听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他对汉初的经济政策是赞许的,他认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货殖列传》)。他对汉武帝时所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与之争”就是对当时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比如对“告缗”,他指出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工商业者破产,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平准书》),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没有了。

但是,司马迁也不主张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认为过分放任,“网疏而民富”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竞相奢侈等现象,就会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平准书》)。商品货币经济的过分发展,也会产生兼并投机,去本趋末,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某些干预的措施。比如,他对计然(见范蠡)所讲的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的干预措施,就是赞扬的。

平均赢利率观念 
司马迁还认为,“庶民农工商贾”有同样多的本钱,都同样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二百钱,一千户即可取得二十万钱。农工商贾如果有一百万钱的本钱,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相等的二十万钱的赢利。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就不值得投资经营。

司马迁 -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回目录]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商人一般都被当作投机取巧分子、势利小人。但是司马迁却站在另一种角度提出了重视商业的观点,形成了市场经济理论,在当时及后世独树一帜。通过数千年的经验证实,“重农抑商”之路是行不通的。农业是虽然是国家的第一产业,但是只是基础产业,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发展,所以只有大力发展商业,才能真正使国家富强。
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里充分肯定了人对物质欲望。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每一个正常人都是有欲望的,追逐利益是人的正常心里活动,所以不能对趋利行为进行否定。“若水之趋下”,听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质利益看作是人生之唯一目的。因此,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无论王、侯、君还是匹夫编户,都在追逐利益。可见“利”牵动着每一个人的活动。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还在《货殖列传》里对社会各个阶层对财富的追求做了深刻的解剖。
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荀子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市场经济理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首先,司马迁总结了在市场中商品价格起伏的规律。所谓一切商品皆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要想致富就要抓住这个规律“与时逐利”。这说明早在汉朝,司马迁就已经开始注意价值规律的问题,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极为相似。
其次,司马迁肯定了竞争这种现象在经济生活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贫富之道,莫之与夺,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就要合理的引入竞争机制。只有“有余”,“巧者”
才有前进的动力;意识到“不足”,“拙者”才有奋起直追的目标,进而“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即通过竞争使物质资本流通到最能创造价值的生产环节中,使劳动者、经营者自觉产生提高生产力的紧迫感。竞争可以促使人有危机感,适者生存这个理论在商品市场中也是格外适用,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更高额的利润,一定会对产品质量、销售等环节进行改进,这就会直接促使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发展。
再次,在司马迁的货币理论中提到“唯币之行,以通弄上,其急则玩巧,并兼滋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 。”他在肯定了货币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尺度问题,也就是合理的利用货币的交换职能,避免出现那种投机取巧的“奸富”之徒。
此外,司马迁还指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各劝其业,若水之争趋下,日夜无休,不招而自来,不求而自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也就是说要在市场的环境下,用价格的变化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社会资源自然流动到最需要的环节中去,从而达到对生产资本的合理分配,也使国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急需的财物。
司马迁提出国家要对经济发展减少行政干涉,他认为行政干预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经济活动是“人各任岂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客观经济规律。因此,他主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政府需要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但是过分的参与,是不利于市场的发展的。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引导,而不是直接的干预,这样可以使经济按照市场规律正常运行。
在“义”和“利”二者之间的关系中,是道德决定物质利益,还是物质利益决定道德,这是摆在我国古代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司马迁的这种“义利”观是继承了《管子》的理论,并有所发挥。他在《货殖列传》的开头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司马迁对老子宣扬的无欲、寡欲的义利观以及他向往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认为是行不通的。他接着说: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色声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 身安逸乐, 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虽户说以眇论, 终不能化。
司马迁认为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人们都是重视和追求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的,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要求。所以, 无论用什么高超的理论也无法改变人们求取耳、目、口、身、心之欲。
对于“义”和“利”,司马迁的回答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他还发挥了《管子》的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的义利观阐述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道德观念和物质财富之中,物质财富起决定性作用,它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而道德观念是受物质利益制约的。

司马迁 - 祠墓 [回目录]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司马迁 - 忆古思今 [回目录]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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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司马迁出生年份的争论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司马迁担任的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汉武帝设立的,也是他削弱丞相权力的权谋。太史公具体职权不同于西汉汉宣帝以后到东汉时期的太史令。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汉书》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他的女儿是汉昭帝丞相杨敞夫人,《汉旧仪》、《西京杂记》等记载直到汉宣帝时候,太史公这个职务才不再由司马迁子孙担任,所以也有认为司马迁没有被汉武帝判处宫刑,汉武帝这样迷信的皇帝不会把自己为崇天敬神设立的太史公下蚕室。很多史料也记载李陵只是司马迁荐举任职,而司马迁可能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就去世了。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太史公兼中书令,去世后他的子孙依然以世官担任太史公,直到汉宣帝时期废除太史公,降为太史令,取消了司马氏世官太史的地位。

西汉的汉文帝时已经废除了肉刑、相坐的刑法,司马迁不论是因为替李陵辩解(并非诅咒贰师将军),还是因为荐举了李陵而获罪,都不会被问死罪,而所谓汉景帝本纪言辞的问题也不存在,在当时史官是独立于皇帝的,皇帝无权察看史官的记载,司马迁记载的汉朝很多恶行实录,都是在这种中国古代的史官特权下得以保存下来,直到东汉时期皇帝才开始干预史官记载,设置兰台令史负责史书,不再让太史负责记载历史。汉武帝对太史是非常尊敬的,不仅提升为太史公,而且由司马氏作为世官世袭,司马谈、司马迁,以及司马迁子孙一直担任太史公,直到汉宣帝时期。

补注2:司马迁出生地的争论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嵬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避祸,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 - 给后人的启示 [回目录]

司马迁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quot;……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司马迁 - 作为星象家的司马迁 [回目录]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象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宫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向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司马迁 - 《史记·太史公自序》节选 [回目录]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於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史记·太史公自序》翻译节选

太史公掌管天官的职务,不理民政。有个儿子名迁。

迁生在龙门,在河的北面、山的南面一个耕牧之家生活,十岁就诵读古籍。二十岁往南方游历长江、淮河一带,上会稽山,寻访禹穴、视察九疑山,渡过沅水、湘水;再往北方渡过汶水、泗水,在齐国、鲁国的都城讲学,参观孔子的故迹,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在鄱县、薛县、彭城遇到困难,经过梁国、楚国返回。返回后,迁做了郎中,奉汉朝使命往西征讨巴、蜀以南地区,向南经略邛、筰、昆明等地,才回京汇报。

这一年皇帝开始搞汉朝的封禅大典,而太史公停留在洛阳,不能参加这件事,所以发愤将死。他的儿子迁恰好完成使命返回,在河、洛地区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迁手低声哭道:“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追溯远古在虞夏之世曾功名显赫,掌管天官的事。后世中途衰微,完结在我身上吗?你如果能做太史,就可以继承祖业了。现在皇帝承千年以来的大统,到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是命运吧,命中注定吧!我死了,你必定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打算的著作啊。况且所谓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其次是臣事君主,最终是树立声名。扬名于后世,使父母分享光荣,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方面。

天下人都颂扬周公,说他能发扬文王、武王的道德,宣扬周公、邵公的风教,表现太王、王季的思想,再上承公刘,这样尊崇始祖后稷。

幽王、厉王之后,王道丧失了,礼乐衰微了,而孔子修复旧业,整理《诗》《书》,著作《春秋》,使学者到现在还视为榜样。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战事不休,历史记载无人过问。现在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辈出,我做太史而不予以记载,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很惶恐不安,你多加考虑吧!”迁低头流泪,说:“小儿虽然不才,情愿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缺略。”太史公(谈)死了三年,司马迁就做了太史令,开始研究国家的藏书和档案。过了五年就是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汉朝修改了历法,在明堂宣布,诸侯遵照新的太初历。

太史公(迁)说:“先父说过:‘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有人能继承往昔圣世的事业,整理《易传》,上接《春秋》,吸取《诗》、《书》、《礼》、《乐》的精华吗?’用意在此吧!用意在此吧!我怎敢推让这个历史重任呢。”

上大夫壶遂问:“以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的呀?”太史公答:“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朝统治衰落以后,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被诸侯所忌恨,被大夫所排挤。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道术无法实行,就在《春秋》中评论历史是非,为天下定出标准,批评帝王,指斥诸侯,诛讨大夫,目的在达成王道而已。’孔子说:‘我如果只是作义理的说教,还不如通过讲述历史事实更能深刻地表达观点。’《春秋》一书,从思想高度来说,表明了三王之道,就一般内容而言,分辨了人事的纪纲,分别嫌疑,明确是非,排除犹豫,奖善惩恶,尊贤退不才,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家,继续已经绝世的后嗣,补救偏弊,振作废业,这些都是王道最重要的内容。《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的道理;《礼》整顿人伦,所以长于行为的规范;《书》记载先王事实,所以长于政治的宣传;《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长于讽喻的内容;《乐》在于自立其乐,所以长于和乐的主题;《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处理人事的原则。因此可以说,《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启发人的和乐,《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发挥道义。拨乱世归于大治,只有依赖《春秋》最合适。《春秋》文字只几万,要旨有几千。一切事物都综合于《春秋》。《春秋》之中,被弑的君主三十六人,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流亡不能保有其国家的很多很多。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都在于抛弃了根本。所以《易》说‘有一点过失,就会产生巨大的差错’。所以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长久地酝酿发展起来的’。所以国家的君主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站在前面的谗邪小人就不能看清,跟在后面的乱臣贼子就不能察觉。做臣下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如果不知,就会遇到常事不能适当处理,遇到事变不能随机应变。做君主的做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大义,一定蒙受罪魁的恶名。做臣下的做儿子的如果不通晓大义,一定落入篡弑的法网,蒙受死罪的声名。实际上都以为做得很对,做了又不知是不是符合大义,受到舆论谴责便咎无可辞。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产生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况。君不像君就会有人犯上,臣不像臣就会身遭诛杀,父不像父就没有恩情,子不像子就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拿天下最大的过错戴在头上,只能承受而没法推辞。所以《春秋》这部经典,确是礼义的大宗。礼可以预先禁止事故发生,法是施行于事情发生之后;以法制裁的事情容易看到,以礼禁止的事故不易察觉。”

壶遂再问:“孔子的时代,在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他自己又不被任用,所以作《春秋》,流传史文以判断礼义,当作王者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面有了明君,您自己又在朝廷供职,国家万事俱备,上下各得其所,先生所论述的,打算说明什么?”

太史公回答:“很对,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正厚重,作《易》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予以记载,后世制礼作乐予以表扬。汤王、武王的丰功,诗人予以歌颂。《春秋》褒善贬恶,推考三代的美德,赞扬周代,不仅专事讽刺讥弹而已。’汉朝建国以来,到了当今圣明的皇帝,获得祥瑞的征兆,进行封禅大典,修改历法,更换服饰的颜色,承受天命,恩德无边无际,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几重翻译叩关前来朝贡的,多得无法说清楚。臣下百官尽力颂扬皇帝的大德,总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况且贤能之士而不被任用,这是掌国家权力者的耻辱;主上英明圣智而大德没有广泛宣传,这是主管官吏的过错。何况我是个太史令,抛开明圣盛德不进行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进行传述,忘却先人的遗嘱,罪责再大不过了。我只是所谓叙述故事,整理世代的传授,并不是所谓创作,而您拿来比做《春秋》,就错了。”于是开始撰写史文。过了七年,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牢。叹息着说:“是我的罪孽啊!是我的罪孽啊!身体毁坏而不可用了。”又冷静地深思,说:“《诗》《书》言简义深,是想表达它们一定的思想。从前西伯被囚在羑里,推衍《周易》;孔子厄困于陈蔡,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于外,著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编了《国语》;孙子受了膑刑,写了兵书;吕不韦流放蜀地,传下了《吕氏春秋》;韩非囚禁于秦国,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是先圣先贤发愤创作的结晶。这些人都是内心积愤无处发泄,所以才叙述往事,启示未来的人。”于是就叙述唐尧以来,直到麟止;实际上从黄帝写起。

《史记》由于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宫廷秘籍收藏,期间被删改增添的内容现在无从考证,也确实为《史记》学增添了许多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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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不居 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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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显形 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 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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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华据《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排录)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司马迁(歌词,待谱曲)

西汉司马迁,

修史世家官,

父辈宏愿没实现,

遗训殷殷言;

学游伴竹简,

潜心有风范,

初承史业作长篇,

泉下父心欢;

为人不求谄,

史记刻心间,

辩护李陵宫刑寒,

史成重泰山。

史成重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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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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