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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5日 星期六

丁酉(鸡)年十月初八

文革 - 历史简介 [回目录]

  文革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开始于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一次重大政治运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A|zh-cn:斗; zh-tw:鬥}-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而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

  对这一理论的不同理解,造成党内左右两派的分歧,右的解释是把阶级斗争引向社会下层,即针对当时已处在贱民地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右派分子五類人士,統稱「黑五類」)及其子女。左的解释是把斗争方向引向社会上层,引向掌权的共产党官僚阶层,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左右两派的斗争,是文革进程的主线。

  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被非正式宣布结束,但是绝大多数史学家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看作是文革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认为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决议)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认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 - 背景 [回目录]

大跃进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甚至被变本加厉地改成更不切实际的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见认为有很多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总书记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与要求进一步追究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 - 序幕 [回目录]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认为它影射了彭德怀事件。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已经获得了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6月1日,毛泽东指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对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有社论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4日,刘少奇和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土改等运动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是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 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的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矛头直指刘少奇。会议中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文革 - 编年 [回目录]

1966年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共中央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又开会演说辩论,更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后来又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一批守旧的老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并受到人格上的侮辱。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

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学者都受到残酷对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斗争中甚至有人陈尸街头。原先国家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刘少奇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彭德怀、贺龙等则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还包括了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软禁的家中自杀)、国歌的作词者田汉、作家赵树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不确切的统计是40万,四人帮被捕后也有相当多的人自杀)。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1]

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随后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受批斗。

1967年
1967年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划了“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王洪文等人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再度被“声讨”,而陈伯达、康生则开始对准第四号人物陶铸,一场全国的夺权行动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全国多个省区市领导人被揪出来,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

2月,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对当前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江青指责其为“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蔓延至南面受英國統治的香港,這種風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結束。(參閱六七暴動)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已经升级,其中尤其以陕西、广西、四川等地的情况最为严重。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1968年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而林彪等人也利用这个浪潮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不过此时的毛泽东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停止武斗。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一年后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去世。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

林彪(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是最大的赢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的地位已经下降。

会议首先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他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最后选举了党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等人的亲信也顺利进入政治局(参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局中势力单薄,至于陈云等一些共和国开国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然而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取消特权的运动过多损害上层的利益,希望能够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已经多次明确宣布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设国家主席,肯定会由林彪这个党的第一副主席担任,这样能够在受宪法保障的情况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又一次在庐山召开。25日,陈伯达首先发言,大谈天才论,称赞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同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等人的居心,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毛泽东的驳斥,陈伯达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论”运动,陈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甚至被说成是“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

陈伯达的失宠其实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个警告。林彪在九大后不断提升的权威已经令毛泽东警觉,认为其有夺权的计划,怀疑林彪要搞垮他。而在二中全会上陈不合时宜地提出国家主席问题,对毛而言无疑更确信了他的怀疑(事后的情况显示,其怀疑也许不无道理,但亦有可能如果并非林巩固地位的企图受挫并处处感到安全威胁,也许他不会做出后来那种危险性极大的行动),国家主席对毛泽东而言并无任何要害,对林彪则不同,林彪如果能够担任国家主席立即会成为国家无可争辩的元首,使自己处于可以不受冲击的保险地位上。

试图夺权失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采用武力来夺取政权。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道,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后,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后也从未再公开露面,20多个高级军官则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

后来得知,9月13日林彪乘飞机逃往苏联,在飞入蒙古国领空几百英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取消。这也是十年文革中唯一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国庆庆典的一年。

四人帮(1971年—1976年)
林彪死后,毛泽东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10届1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邓小平被恢复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但他却也无意将权力交给邓。和忠于毛泽东自己的左派势力比起来,毛泽东还是不太喜欢“右派”。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势力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并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而周恩来有意提拔邓小平,似乎也是为加强周恩来派系在党内的地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唯一剩下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见华不听他们的,便准备推翻他。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军队的支持下,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的人。

文革 - 文革之后 [回目录]


Image:Propaganda slogan removed - Wuhan University.JPG 武汉大学老斋舍在文革时期的标语“无限信仰毛主席”至今依然可见。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奉行的依然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邓小平很有能力,可以出来主持经济工作。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

1980年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辞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1月开始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革 - 影响 [回目录]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后来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不计其数。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小人物,不計其數。

文革 - 相关人物 [回目录]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著名京剧演员,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表演艺术家)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3日,著名女电影演员)
翦伯赞夫妇(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林昭(1968年4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失踪:
储安平(1966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現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业务员)
较为详细的名单见: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文革受难者名录(不限于名人)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也有些人的意见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鬥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教育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可能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很多当权派利用和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形左实右,甚至挑起“武斗”,使文革初期整个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数不清的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野蛮砸烂;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研究工作因而停顿。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则是直接对准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儒家文化。

提示:以下列出的条目或不可考,请读者注意辨别。
名勝古蹟被破壞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揚灰。

2. 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 改造成了“烈士陵園”。

3.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寶, 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幵光的三圣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6. 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幵。

7. 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后,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后去霸王廟的憑吊者,見到的衹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8.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 ,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于一旦。

9. 頤和園佛香閣被砸, 大佛被毀。

10.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毀無遺。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除十几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跡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赶到芳林寺,衹撿回一包泥塑人頭

12. 醫圣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圣祠”已不复存在。

13.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

15. 書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几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書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17.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于一旦。

18. 河南盪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党”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19.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20.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21.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凈。

22.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游街示眾。

23.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24.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被夷成了平地。

25.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干二凈,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的墓給挖了。

26.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几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游記》成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 “封”,吳氏故居也就“被毀為一片廢墟”

27. 紅衛兵掘幵蒲松齡的墳,教書匠蒲松齡真窮,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衹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于野。尸体被搗毀。

28.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29.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幵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后焚燒成灰

30. 張之洞的墳被刨幵。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尸体吊在樹上。張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樹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 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幵的墓穴里,衹有頭骨,不見尸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后不知所蹤。

32.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33.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于‘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34.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35.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的口號聲中作了犧牲。

36.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幵康有為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游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簽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

37.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蔣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宁波中學生掘幵,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38.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39. 楊虎城將軍,雖被國民党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党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40.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焚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并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干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將壁畫用黃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41.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如今,那對獅子被砸得肢体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42.安徽霍邸縣文廟,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后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斗拱,气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后歷時五年方修复。

43. 唐代高僧褒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游覽此山,作《游褒禪山記》后,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44. 全國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45.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于安徽滁縣琅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提示,以下引用来源暂不可考,读者注意辨别
文物古董被破壞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后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扑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后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八十四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也是八十四歲。他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 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掙時□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 ‘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么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 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几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几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連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通通被燒成了灰。

  湖南江永縣有一种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并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与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 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燒書污染空气,送到造紙厂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宁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吨。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后,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肮臟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不复再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繒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 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干二凈。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燒。

  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后,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余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 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后,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髮建設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農村,知識青年務農,對中國教育資源,人才資源是一種巨大的浪費。

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武装暴动。在西方国家,毛泽东主义的信奉者也有很多人响应号召,法国在1967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日本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评价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承认毛泽东负全责。(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认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不容置疑的伟大领袖。同时,他逐渐脱离实际和群众,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之上,使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严重倒退,是所有中国人在承受着这场不幸。纵观整个文革,无论斗争的哪一方认为自己的路线有多正确,取得胜利(主要是毛)的一方从来不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斗争与多数人的暴政,以对失败者的权利侵犯和迫害来赢得。绝大部分人认为,文革是由毛泽东一手策划和控制,应承担这场灾难的最主要责任。

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用来巩固共产党专政。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節,廣東省澄海市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道後才引起注意。

相关书目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n, Che Po. 1991. From Idealism to Pragmatis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Thinking amo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in China .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雷运河,《告诉你真实的文革——济宁地区文革传记》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Anit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 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Yang, Guobin. 2000. China's Red Guard Generation: The Ritual Process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1966-1999.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形形色色的造反: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殺劫》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唯色 著,台灣大塊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867291840
《殺劫》資料補充:當時在西藏也有紅紅火火的文革運動,但文獻和相片方面卻少得可憐;2006年1月在台灣出版的《殺劫》一書,藏人作者唯色根據父親在文革期間拍攝的數百張珍貴照片中,花費六年在西藏訪問遍查,並從訪者眼中認出不少相中批鬥與被批鬥的人物詳情和去向,並有少量官方資料,包括當時《西藏日報》的敘述;另外亦有不少訪談和文字描述,對文革期間對西藏的受害情況較好的補白。

与文革有关的影视作品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武训传》(1950年,孙瑜导演,孙瑜编剧,赵丹、黄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谢铁骊导演,柔石原著,谢铁骊编剧,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
《苦恋》(1980年,彭宁导演,白桦、彭宁编剧,刘文治、黄梅莹主演)
《天云山传奇》(1980年,谢晋导演,石维坚主演)
《牧马人》(1982年,谢晋导演,朱时茂主演)
《芙蓉镇》(1986年,谢晋导演,阿城、谢晋编剧,刘晓庆、姜文主演)
《霸王别姬》(1993年,陈凯歌导演,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
《活着》(1994年,张艺谋导演,余华原著,芦苇编剧,葛优、巩俐主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姜文导演,夏雨、宁静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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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血泪图
MSN Space:文革博物館
补充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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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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