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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 星期五

丁酉(鸡)年十月初七

晋商简介——源远流长的山西商业资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对中国金融贸易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舍得智力投资,举办商人职业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保守。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学习这段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振兴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意义的。

晋商名门 祁县乔氏

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给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于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租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长子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来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映霞不愿意乔家诺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现: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尽管乔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还引起过报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较开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倾向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之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委主任。一次在与邻村人械斗中,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银才了结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时,意欲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踝骨断裂,终生成踢腿。《在中堂——乔家大院》一书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请书等等。”1994年笔者在日访学期间,蒙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教授帮助获得民国10年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的婚姻内情:即乔刘是1917年夏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嫁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乔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遗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从乔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国初年乔氏资产尚多,不过并不等于乔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满的婚烟。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祁县渠氏

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银两。

渠氏先祖渠济,上党区长子县人。元末明初其子敬信、守信、忠信做贩运小本生意,是走村串户的“货郎挑”,经常从上党贩运潞麻和梨到祁县,再把粗布和枣贩回上党,年长日久,有了些积蓄。明洪武二年(1369),便把其父接到祁县定居。后来其子孙经商于包头一带,到渠源祯曾祖父渠同海时,在包头经营的商业已初具规模,购地十余顷,经营着菜园、油粮、茶叶,并兼作钱业生意。到清朝乾嘉年间,渠源祯的祖父映璜又增设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至此渠家已经积累了万贯家财,成为巨商大贾之家。据渠家传说,渠映璜逝世前有银120万两,其子长瀛、长发两门各分银60万两,因长瀛早逝,由其两个儿子源潮、源祯继承,各分得银30万两,而长发的60万两银由其子源淦、源洛继承。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黄金时代,当时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祯,字筱洲,小名旺儿,被乡人称为“旺财主”。渠源祯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金30万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11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6000余两。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源祯还与源潮、源淦、源洛合组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同时还在各省设有茶盐店、钱铺、当行、绸缎庄、药材庄等庄号。人称“旺财主”的渠源祯是渠氏家族中最善于经商理财者。如同治年间,渠源祯投资银30万两入股在平遥县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后来柜上存入了满清旗人一笔3000万两的巨款,只保存银,不要利息。“百川通”大走财运,三年结账,每股分红1万余两,渠源祯每次分红10万两,连续分红三次,挣回原来的本钱后,源祯便断然将本金全部抽回,商界人士十分惊讶,有人问源祯,他笑而不答。后来源祯才说出其中缘故,原来他认为:凡事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盛者必有衰,买卖有挣就有赔。百川通存银是旗人的,旗人有权有势,时间一长难免要耍无赖。何况发财也要有够,差不多时就要罢手,这样股息皆得。若到亏损衰败下来就悔之已晚!果然,时过不久,百川通的生意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源祯之识见,一时在山西商界被人广传。

渠家很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认为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还须通过培养子弟,使其走科举之途进入官场。既可改变商人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又可用以巩固其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另外,随着清末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渠家深感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于是,便延请有这方面知识的教师为其子弟授课,期望他们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渠源祯之子渠本翘,就是渠家最杰出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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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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