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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丙申(猴)年十一月十一

陈乔年 陈乔年生平 (1902-1928)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春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京区委组织部长。1926年参与领导三一八北京群众示威游行。1927年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在上海被捕,6月在枫林桥英勇就义。
1928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在上海枫林桥衅,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一批革命志土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一人,便是历任中国共产党五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
陈乔年,安徽怀宁县人,1902年出生在扬子江畔的古城安庆。他是陈独秀的次子,陈延年的胞弟。“五四”运动后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时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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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乔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安庆度过的。五六岁时即入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才考进新式学校。他自幼好学,又有叔祖父陈昔凡的指点和哥哥陈延年的帮助,故学业进步很快。在家乡求学的几年里,时间虽然不长,却已读过不少经史典集,在国学方面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基础。

乔年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家庭里,虽然受的是封建教育,但是社会的黑暗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封建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爱国志土为反抗黑暗社会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不断地启迪和激励着他,在父亲陈独秀,哥哥陈延年的影响下,他逐渐树立起救国救民的志向。

1918年,陈乔年和陈延年因父亲陈独秀从事反袁革命活动受牵连,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不得不逃到怀宁乡下避难,因而无法在安庆继续求学。1915年,延年、乔年兄弟俩辞别了自己的祖母和母亲,离开了家乡,到上海读书。从此再也没能回过怀宁老家。

乔年随延年到上海后,起初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延年入法租界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乔年因年岁尚小,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1917年,父亲应聘赴北京大学任教,乔年和延年继续留在上海求学。在父亲朋友们的帮助下,兄弟俩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陈乔年考进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它课程。

乔年在上海学习、生活的那些年,以他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震动全国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十运动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新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乔年和延年,也象许多有志救国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当时对乔年和延年吸引力最大的是从欧洲传播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兄弟俩曾经怀着极浓厚的兴趣浏览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并误以为无政府主义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因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在这方面,乔年虽没有延年那么活跃,但他却始终支持哥哥的主张,并积极参加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活动。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乔年和延年也为之吸引。他们怀着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毅然决定赴法勤俭学。同年底,兄弟俩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次年二月,他们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通过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兄弟俩一边读书,一边做工,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兄弟俩曾满怀希望,到法国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沦。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逐渐感到失望。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来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绊脚石。从1921年起,他们逐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他在哥哥延年的帮助下,把两种主义进行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特别是在“二二八”运动、拒款斗争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玩弄阴谋、迫害勤工俭学生的嘴脸暴露后,乔年他们便宣告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后来,乔年曾对朋友谈起他们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他说: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都有译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大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看,争相阅读……思想认识上发生巨大变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信马克思主义了(1)。

乔年和延年的思想变化,得到了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诚欢迎,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1922年问,兄弟俩先后参加了旅欧学生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同年秋,乔年又同延年一起,参加法国共产党,不久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和陈延年等12人,由法国转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

年轻的北方区委领导成员

1925年春,陈乔年奉命回国,被派往北京工作。起初,他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不久,即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当时,李大钊和赵世炎分任北方区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在区委领导成员中,乔年才23岁,是最年轻的一个。

陈乔年到达北京前后,北京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和孙中山的北上及逝世,北方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赵世炎和陈乔年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和悼念孙中山的政治运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1925年11月,由于“五卅”运动的推动,北方的民众运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加之当时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再度控制北京地区,北方区委有不少同志积极主张联络国民军,发动北京革命群众举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棋瑞反动政府。乔年在区委讨论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群众自己的革命武装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民军倾向革命,但态度不坚决,不能依靠它的。举行“首都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机远未成熟。区委没有接受乔年的意见,决定由赵世炎、陈乔年组成行动委员会,立即发动“首都革命”。乔年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区委的决定,积极地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2)。11月28日,“首都革命”按原定计划正式发动。几十万徒手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后便向段棋瑞执政府冲击,国民军的将领们却在关键时刻犹豫起来,背弃了配合群众行动的诺言。斗争失败了。实践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首都革命”虽然失败了,北方人民的斗争却并未停止。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926年3月,又爆发了一场反帝反军阀的群众斗争。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无视中国主权,蛮横地炮击我大沽口炮台。事后,日本政府却强词夺理,纠合英、美等八国驻华公使,向小国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方人民更是忍无可忍。3月18日,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会后,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驳牒”、“逐使”。当清愿群众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时,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段政府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野蛮的屠杀。顿时,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群众死伤达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乔年目睹反动派的暴行,无比愤慨,为了减少损失,他同李大钊、赵世炎等指挥群众退却。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举刀向他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乔年在医院住了几天,没等伤口完全痊愈,便出了院,继续为革命而奔忙。

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除参与领导一些重大斗争外,乔年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了扩大北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他常常深入到工厂、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基层工作。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组织也不甚严密,为加强区委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陈乔年精心设计了各种统计表格,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行,取得了较好效果。后来,中共中央还推广子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乔年也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和李大钊积极筹办了印刷《向导》和《政治生活》的印刷厂,使中央和区委的这两个重要刊物能及时在北京印刷出版。平时,乔年白天外出奔忙了一天,晚上还为党的刊物撰写文章,为党的训练班准备讲稿,常常彻夜不眠。

让子孙后代享福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被选为北方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随后,他便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时期o 1927年春,陈乔年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五大”以后,他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同年8月,陈乔年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对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会后,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当时,上海的环境极为险恶。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六七月间,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陈延年及赵世炎等先后被捕牺牲。陈延年是他革命道路上志向道合的兄长,赵世炎是他旅法时结识、尔后又在苏联一同学习、又曾在北方区委并肩战斗过的亲密同志。他俩的遇难,给乔年带来巨大的悲痛。但牺牲并不能使革命者却步。他来到上海后,积极协同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的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他们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经过他们的努力,上海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恢复和发展。

正当陈乔年日夜为革命奔走,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前进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等人被捕的当天,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的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

起初,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与乔年同时被捕关在狱中的郑覆他、许白昊等,也在狱中积极活动,商议准备利用敌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况使乔年脱险。当时被捕的同志中,只有乔年和周之楚两人是叛徒难以指认的。郑覆他等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周之楚也十分英勇,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但是,由于周之楚的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便赶来营救。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不久,敌人决定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等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将他们三人与其他人分开。当同志们难过地同乔年告别时,他却乐观地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3)被捕不到四个月,陈乔年英勇就义。同时遇难的,还有郑覆他、许白昊两位烈士。

姓  名:陈乔年  
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籍  贯:安徽怀宁
出生年月:1902年
牺牲日期:1928年06月06日  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安庆度过的。曾随叔祖父去过东北和北京,1908年入私熟读书,辛亥革命后改进学堂。自幼勤奋攻读,学业进步很快。从童年起,他就和哥哥陈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但其相貌性格大不相同。他活泼开朗,喜欢说笑打闹。虽然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受过封建教育,但其救国救民的志向日趋坚定。1915年到上海求学,1917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一面攻读法语,一面研究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探求改造社会的真理。一度将无政府主义误认为“救世的良药”,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曾帮助陈延年组织“进化社”,创办《进化》杂志,积极开展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热情支持广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同年12月下旬,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先在巴黎半工半读,后到里昂一家工厂当翻砂工,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勤工俭学。1921年起,他对自己信仰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曾与陈延年一起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举行的三次重大斗争。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先后参加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1922年6月,弟兄俩出席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帮助印刷和装订“少共”的机关刊物《少年》月刊。1922年秋他加入法国共产党,经常出席法共会议,定期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还多次参加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示威游行,同法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并肩战斗。同年底,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建中共旅欧支部。在法期间,他与萧三合作,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  《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以便大家传唱。1923年3月,中共旅欧支部指示他和赵世炎、王若飞等人离开法国赴俄国,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间,除专心致志学好各门课程外,曾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一文译成中文,刊登在1925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1924年冬,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1925年1月由北京到上海,先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中共北方区委正式成立,他改任区委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为北方党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和李大钊、赵世炎发动了3万群众参加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并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更加深入人心。6月初,他和李大钊、赵世炎发动和组织北京工人、学生、市民、乃至郊区的农民,先后举行三次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1926年3月18日,他与李大钊、赵世炎领导北京总工会联合200多个群众团体,按预定计划在北京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组织2000多人参加的请愿团,到执政府要求“驳谍”“驱使”。遭到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警疯狂的屠杀,从而制造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时,他在请愿团的前面指挥队伍,不顾生命危险,会同李大钊、赵世炎等布置群众退却。他因躲闪不及,胸前被敌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襟,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被送进医院治疗,没等伤口痊愈,便出院继续为革命奔走。其间,他和李大钊一起,积极筹办印刷《向导》(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政治生活》(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的印刷厂。还利用晚上时间为党的刊物撰写文章或为训练班准备讲稿。1926年下半年,他被选为北方区出席中共“五大”代表,奉命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1927年春,他由沪赴汉。4月底参加中共“五大”,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五大”以后留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组织部长李维汉主持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他在会上坚决拥护会议的决议,并对他父亲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调他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那时,武汉又完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环境极为险恶,但他不畏艰险,常常奔走于大江两岸。后因疲劳过度,得了伤寒病,同志们秘密地将他送到汉口德国医院治疗。  病愈后,他立即走上斗争第一线。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同年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移上海,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坚持地下斗争,使大革命失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的各级组织得以恢复和巩固。1928年2月26日,他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主持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场,他和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全部被捕,押往上海龙华敌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敌人百般利诱,未能使他屈服。狱外党组织多方营救,也未能奏效。1928年6月6日,他在上海的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他牺牲后,党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悼念,追述缅怀他的革命业绩和英勇精神,勉励人们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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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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