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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丁酉(鸡)年十一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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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畜牧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时期。
  原始牧业的形成 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把、羊、、彘()称为“六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骆驼等。从分布情况看,家畜的种类组成也因地而异。因此,所谓六畜无非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其中尤以犬为最早,因犬在原始时代可以帮助狩猎山羊绵羊接着驯化而成,再次是其他家畜,而以家禽较晚。也有认为养猪的历史最早,但不同家畜种类形成的迟早,应以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在已经定居的原始社会里可能最初饲养猪,而在营游牧生活的社会则不然。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草原,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过去曾有认为中国的水牛绵羊、鸡、骆驼和驴等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这是自古把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视为西方的误会。其实,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许多畜种的形成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与罗家角二地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鹿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7000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到5000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唐《通典·礼》篇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尧)制銮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从殷墟发掘的马车,其结构已与秦汉时代的畜力车辆近似。
  古代畜牧业的发展 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役畜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品质的选择。《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牲用骍”。这表明上古三代对驾车用的军马和祭祀的牺牲已讲究毛色的选择。为了养好家畜,当时在管理畜群、修棚盖圈、减少家畜伤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造。从事放牧的奴隶称圉人、牛牧,奴隶头目称牧正,有的牧正后来成了奴隶主的仆从,到封建社会时代还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于畜牧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畜已成为民间重要的食物来源。如《孟子·尽心》就说过:“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国的范蠡曾对鲁国穷士猗顿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说明畜养母马、牛、羊、猪和驴,已成为当时致富捷径。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向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经营、小农经营4类。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系统。国有和皇室所有原来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他家畜。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乌氏倮畜牧边郡,其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当时凡牧马二百,养牛、羊、猪多达一千者,比作千户侯。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品质,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无数。
  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当时在太仆寺下设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也管理家畜饲养,许多牧监(养马场古称)并繁殖其他家畜。唐代对牧监畜群的增殖、保护等,还制订法律,作为奖惩准则。如《唐律》中对诸牧各种家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详细规定。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借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于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000余只,已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但国有草场大多被贵族豪强逐渐侵占,牧场经营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间,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畜牧业仍受重视,国有和皇室牧场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族管理,而明末遗存的内地牧场则被废止。其结果是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牧区和农区两种不同的畜牧业形态:在广大牧区以牧养草食家畜为主;农区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听其自流发展,实际上是更多地注意耕畜、猪和家禽,畜禽饲养成为农村副业的一部分。
  古代畜牧业的技术成就 中国古代畜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术成就。首先是相畜术。西汉时已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经《齐民要术》承先启后的汇集和唐、宋时代的发挥充实,仍能为后世所用。传说伯乐以相马闻名,留长孺和荥阳褚氏分别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近年还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相狗经》竹简残片,都说明了古代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其次是阉割术,从金石文物所见的、犗、羠、豖等古字以及《说文解字》的说明,各种家畜的阉割术在先秦时代已在应用,逐渐从猪普及到鸡和羊等。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足以证明家畜早已处于舍饲环境中;饲料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藉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在家畜繁殖方面,至少2000多年来已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他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
  近代畜牧业 19世纪中叶,海禁洞开以后,中国固有的优良家畜品种和毛皮工艺产品引起了外国的重视,一些猪和鸡的良种被介绍到海外,各式皮裘和地氈也纷纷出口。到20世纪30年代,以蛋类、生皮、羊毛和猪鬃为主的畜产品对外贸易,在出口总额中跃居首位,超过了传统出口物资丝、的出口额。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量畜产品的输出并没有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相反有些原料在国外加工精制后,又以高价商品输入而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失。
  为了使畜牧业获得振兴,早在20世纪初,已有人主张学习应用欧美各种新的技术。如罗振玉就曾于1900年建议引入荷兰、瑞士乳牛,兴办牛乳业,以及进行马种改良,讲究牧草培育,引进来航鸡,奖励养鸡业等。也有人从军事角度,主张重视培养马政和兽医人才。到20年代以后,始在农科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畜牧系和畜牧兽医系,并派人出国留学。由此培养的人才后成为发展中国现代畜牧业的支柱力量。在畜种改良方面,适应毛纺织工业的原料自给以及军马的需要,在察哈尔、北京门头沟、安徽石门山、奉天(辽宁)和山西太原等地曾设立畜牧试验场,其中以山西省的绵羊改良成绩较著。30年代前期,又先后在南京东郊外创办句容种马牧场和中央种畜场。引入国外良种,进行纯种和杂交的繁育试验,采取人工授精新技术和进行牧草栽培试验。此外,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私营牧场还曾从国外引入一些乳牛和猪、鸡良种。但政府部门对畜牧业的领导管理一直未获加强。初是由陆军部军牧司主持马政,农商部农务司掌农田垦牧事宜。到北洋军阀时期,这些机构便形同虚设,原有官办的大牧场大多废弛。30年代,南京政府在实业部设渔牧司,军政部设马政司,实际也少建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见中国养牛史中国养马史中国养猪史中国养羊史中国养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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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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