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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丙申(猴)年十一月十一

繁简之争是近来来人们对继续使用简体字还是恢复繁体字为书写工具的一场争论。
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图)政协委员潘庆林“恢复繁体字”提案引起繁简之争政协委员潘庆林“恢复繁体字”提案引起繁简之争
潘庆林在一份提案中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这一提案在社会引起极大争议,很快网上因此上演“口水战”。很多人踊跃支持恢复繁体字的观点,不过更多的网友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推行简体字是国家政策,繁体字造成阅读和书写困难,不利于文化传播。专家也认为,完全排斥繁体字,将其陌生化、边缘化并不妥当,但识繁写简足够了。

繁简之争 - 政协委员潘庆林“复繁”提案 [回目录]


(图)政协委员潘庆林政协委员潘庆林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原因有三:
1、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
“无心之爱”。

2、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

3、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深有意味,还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



繁简之争 - 主张恢复繁体字的理由 [回目录]


由少变多,由简而繁——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

今天的人普遍认为:文字的发展都是从繁到简的,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大潮流而已,这不符合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事实。假如我们相信殷墟甲骨文与商朝的实用文字类似甚至相同,拿它同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来比较,就会发现:原来的一个字,分化成了几个字,笔画也随着加多了。
比如,从原来代表闪电的“申”字演化出了加“雨”头的“電”,用来表示雷电的“電”;加上立人旁,用来表示屈伸的“伸”;加上“示”字旁,用来表示神仙的“神”。
上古字少,而语言中的词又很多,所以,有些字要身兼数职,一个字成为多个词的书写符号,表达不同的意思。兼职固然有省事的一面,但给阅读带来了很多困难。
于是,要另行造字,力求一字一声、一意,字字专职。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数由少变多;形体由单纯变复杂;字意分化、具体、单一、固定,正是汉字走向成熟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汉字在那一千多年中是由少变多,由简而繁的;从东汉到汉字简化这两千来年间,汉字的总数还在不断增加,正式书写的形体没有重大的变化。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汉字简化的趋势”,就如同中国没有经历过先奴隶制、后封建制的过程一样。这些都是迷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凭空幻想出来的。

恢复同音假借——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图)繁体字承载诸多文化内涵繁体字承载诸多文化内涵
以意定音,以音定形,见其字而知其音,读其音而明其意,这是汉字的一大特点。古人注释文字,往往只需指明某字在某处的读音,意思就一目了然了。 上古时,字数少,又没有字典,写作时找不到确当的字,用读音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就是令人头痛的“同音假借”。
字的发音是变化的,不同字的发音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几百年前读音相同的字,几百年后就可能相差很大,而使人难以看出它原来是哪个字的代用品。我们今天读上古的文学作品,文字是其中很大的障碍:很多的字,在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段落中的意思不同,因为他们是其他字的代用品。
后来字数多了,有了字典,字的读音和意思渐渐地固定下来,借代就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多音字,他们的读音和字意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一字多音,从来就是汉字中难弄的部分,精于文字的人都有意避免它。后代的人再用同音字来借代,就是文法上的错误了,章太炎把它叫做“借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别字”。
简化汉字恰恰把很多意思毫不相干,而仅仅读音类似的几个字,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来顶替,人为地造成“别字”的使用。比如,“只有”的“只”和“一隻”的“隻”;“頭髮”的“髮”与“发展”的“发”;“後來”的“後” 与“皇后”的“后”;“干戈”的“干”与“才幹”的“幹”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文字发展中的退步!

消减偏旁部首——阉割了汉字的优点
假如我们一定要说汉字的优点,它的形体给出的,意义和读音上的丰富信息,必然是不可忽略的。
许慎把汉字分成“文”与“字”两类:“文”是偏旁部首单纯字(偏旁、部首原来都是独立的字);“字”是由“文”组成的复合字。“文”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方式,提示字的意思;通过形声等方式,提示字的读音。比如,“車”字,看着就象一根轴贯串着两个轮子,中间是载人载货的部分;“苗”字指明是草长在田上;“上”与“下”都明白地表达出各自的意思。俗话说:有边儿读边儿,没边儿读中间儿,很好地说明了偏旁、部首对读音的提示功能。
简化汉字在很大程度上把偏旁、部首的这些重要功能消减了。
首先,简化汉字把很多汉字表音或表意的部分去掉。比如“頭腦”的“頭”字,本来由表音的“豆”和表意的“頁”组成。一切以“豆”为音符的字读都读“豆”;一切以“ 頁”为意符的字都与头面有关系。这样,看到这两个字根,就能猜出字的读音和所指。而简化的“头”字,从字面上,我们既看不明它的读音,更看不出它意思所指。
其次,简化汉字甚至把很多偏旁、部首都改了样,使他们完全失去了提示字意的功能。比如,简化的“车”,就不会令人联想起车子的原形;简化的言字边也看不出与口舌的关系。
所以,简化汉字是把汉字中很多对于学习、认识和阅读致关重要的部分改掉甚至取消了,给汉字动了大手术,把汉字的优点阉割了。

豆腐搞成肉价钱
很多汉字由偏旁、部首这些字根组成,会用这些字根,学起就比较快捷、方便。简化汉字把这些改变或去掉了,学起来没有规律可以遵循,得靠死记硬背。同时,简化汉字将若干分工细致的字重新归纳成一个多音、多意字,使汉字的字数骤减。
从表面上看,减少了学习的总量。但由于多音、多意字的增加,学习单字所要花费的功夫增加了。原则上讲,字越多,字意越单一、固定,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就越容易;而字数少,取意广,功能多、变通,则只适合那些善于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人。我觉得,汉字的简化,实际上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同样,因为简化汉字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汉语白话文中词的多音节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但远远不能把他们完全抵消。
(图)简体字割断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简体字割断中华民族文化传承
在使用上,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多音和多意字大大增多,严重地妨害了使用者对文字精确的驾驭。加上现代汉语白话文在大陆这几十年日新月异地变化,当代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质量都严重地受到了影响。除去内容上的缺陷,语言、文字的限制恐怕将成为这些作品传世的最大障碍。
简化汉字有着不能掩抑的优点:字数少、书写简便。这也是当年作这项事业的人们最有力的理由。但为了这点便利,造成学习、理解、阅读和使用上多方面的困难,代价是很重的。
好朋友的妈妈有句口头禅:“豆腐搞成肉价钱”,用来形容简化汉字,真的很确当。

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字改革: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强制推行秦地的文字,一举废掉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习用的六国文字;两千年以下,我们造出几千个新字,一举废掉了延用两千年的汉字,两次都出于政治的动机。
历史上有人赞扬秦始皇“书同文”的功劳,在今天大陆知识分子眼里,更是万世不朽的丰功伟业。然而,秦朝仅仅传了三世,是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文字的改革也未能阻止它的夭亡。
“书同文”给我们的文化却掘下了一条深深的堑沟,带来了不能弥补的损失。先秦的书籍不仅被大量烧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无法阅读。汉朝的传注学之兴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汉学者们发掘、篡改、伪造、翻译、整理和注解古书,使儒家著作流传下来,成了万代的经典。但春秋战国,史称“百家 ”,其间淹没、散轶的,何止十之八九。这是祖国文化的一大灾难。 汉字的简化和白话文的日语化(我们本来不是没有白话文,《金瓶梅》、《红楼梦》全是用白话写成的),如同两把快刀,再一次割断了文化的发展。
今天大陆人中,认识未简化的汉字,能读中文书的人,凤毛麟角。凡民国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绝学。文化要继承、发展;政治要借鉴、改革。但是,继承了,才能发展;借鉴了,才能改革。否则,一切从头做起,摸着石头过河,不栽跟头才奇怪呢?周有文、武、周公,而孔子说:“鉴于二代”;汉有萧何、曹参,而史称:“汉承秦制”。历史上聪明毓智的人们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学习、借鉴前代的成就和教训。我们经历了百十年的混乱,纲纪制度,破坏殆尽;文化风俗,荡然无存。因为语言文字的缘故,既难于学西,又不能承中,想起来,令人痛心万分。


繁简之争 - 王立群:简化字不能轻率废除 [回目录]


著名学者王立群在博客中撰文《简化字不能轻率废除——二论繁简字之争》,对潘庆林委员提出废简体字用繁体字

(图)王立群发博文力挺简体字不可废除王立群发博文力挺简体字不可废除
的三点原因一一作出回应。
关于汉字的废简用繁问题最近几年屡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内容,因此使繁简字之争一次次提到了全国人民的视野之中,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力,在十分严肃的一年一次的全国政协会上年复一年的提交此类议案,不能不让国人作出回应。
今年代表提案中建议废间用繁的三个理由是:
第一,“上世纪50年代简化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
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未必!
首先,上个世纪50年代的简化字并不能斥之为“太粗糙”、“违背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汉字简化工作是负责任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十分严肃的汉字简化工作。而且,从实际上看,汉字简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异体字,二是公布简化字。
从文字史发展史来看,简体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已相当多,北魏时期,“亂”,已简化为“乱”。
所以,文字的从简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不是哪一个人能够阻挡得了的。我们今天使用的不少简化字本来就是在中国古代已经广泛使用的历代简化体字或俗体这,如“乱、体、宝、尽、对、办、继、杰”;有的采用的是古字或者笔画比较简单的异体字或通用字,比如“云、礼、弃、无、从、个、气、网”等;有的是利用草书楷化,比如“书、为、伟、乐、东”等。
这些简化字均非无源之水,而是简约有据。是众多汉语研究专家充分吸收中国古代广泛流传的简化字成果的体现,这绝对不能说成是“粗糙 ”!
能够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专家都是学有所专,在文字研究方面公认的顶级学者,不了解这段历史,轻率地将当年这项严肃的工作斥之为“粗糙”是不合适的。我们有权质问,是当年这些学者“粗糙”,还是今天写提案的代表“粗糙”?
这类提案本来就不应当是非专业的人士所能轻率提出的,何况是在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 “爱”字是不少力主废简用繁者的一个代表字,理由是繁体字“愛”有“心”,简体字是“无心之爱”。
首先,这类字只是极少数可以让力主废简用繁者拿出来说事的字之一。但是,有“心”就有“爱”吗?古人并不懂
(图)爱会因字的形体无“心”而无心吗?爱会因字的形体无“心”而无心吗?
得“心”是不能爱的,真正能够思考能爱的是大脑,因此古人造字之时为“爱”加上一个“心”是古人缺乏科学知识的一种误解;今人还有什么必要以讹传讹
其次,真正有“爱”心的中国老百姓并不一定非得知道繁体字的“爱”有“心”才知道爱。汶川大地震中自费驾着农用三轮车到灾区干实事的山东农民根本不知道繁体字的“愛”有“心”,但是,他们懂得“爱”,更懂得“大爱”!相反,真正懂得繁体字“愛”字有“心 ”者未必表现出了多少爱心。所以,“爱”字有“心”与无“心”并不影响我们对国民进行爱心教育。真正天天用有“心”之“爱”字的人天天干着分裂中国,鼓吹 “去中国化”的还少吗?台独分子个个知道“愛”字有“心”,但是,他们何尝有“爱”中国之心?何尝有“爱”中华民族之心?
所以,“爱”字的形体有“心”无 “心”,并不能直接与有无爱心相提并论,二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真正的爱心在才行动,在亿万中国百姓的大脑之中,不在于“爱”字的形体,至少与形体关系不大。片面夸大繁体字“愛”字形体教化意义是不切实际人。如果繁体字的“愛”真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对在押罪犯只教他们一个繁体字的“爱”字,让他们具有爱心即可以了,这能行吗?

力主废简用繁的第二个理由是:“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
真是这样吗?未必!
我们现行的小学中的识字教育是从一年级开始的,据笔者所知,目前国民教育系列的小学识字是手写而非电脑输入。即使是用电脑输入,手写也是不能废弃的;我们不可能想象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会用电脑输入,也不能想象在法律文书、银行交易等多种正式场合下可以不用手写体而改为电脑输入。
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外国,所有签名都必须是手写。所以,电脑无论如何发达,手写汉字永远不可能废止不用。因此,提案者的前提就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何谈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了!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了,而是提案者熟视无睹了。繁体字对于刚刚识字的儿童来说难学难写是一客观的现实,没有必要讳莫如深

(图)繁体字对于刚刚识字的儿童来说难学难写繁体字对于刚刚识字的儿童来说难学难写
力主废简用繁者的第三个理由是:“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深有意味,还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
这条理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片面夸大繁体字在实现海峡统一问题上的作用。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实现两岸统一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大陆自身的繁荣强大。一个既贫又弱的中国大陆根本无法实现与中国台湾的统一。既然统一的基础是中国大陆自身的繁荣富强,那么,就无需在文字形体上找什么理由。
试问提案者:大陆废简用繁就能有利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统一吗?这里既夸大了文字形体的作用,又将海峡两岸的统一简单化。实现统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绝对不可能靠繁体字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申遗。汉字以繁体字为代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这和推广使用简化字是不是一回事。汉字作为一种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含量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完全应当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未必就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大量使用它。文化遗产首先是保护,其次是发挥它的作用。即使是发挥它的作用也未必是大量使用,而且将已经由十三亿中国大陆百姓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简体字简单地废掉,这是万万不可轻率做出决定的。简单地在中国大陆废简用繁将会造成大陆中国空前的一场文化混乱,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次文化混乱!
(图)网友对恢复繁体字的主张也多有不满网友对恢复繁体字的主张也多有不满
中国大陆尽管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推广与使用了简化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废止过繁体字,以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全国各省古籍出版社每年都在印制大量的繁体字书籍,而且销路很好,完全没有因为这类书是繁体字就无人问津。
去年九月笔者到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图书交流20周年纪念活动,前来购买中国大陆简体字版的读者非常之多。这类简体字版的书籍,只是在书价处贴上一个折合为新台币的定价就直接卖给台湾读者,许多台湾读者大包小包的购买。一位专门经销中国大陆简体字版的书商告诉我:这几卖大陆版的简体字书籍让他这几年赚海了。
去年十一月,笔者到新加坡参加华文书展,展出方在中国大陆采购了六千多万元的简体字版的图书,直接销售给一直使用繁体字的新加坡华人,购书者人头攒动,异常火爆,丝毫没有因为是简体字版而销售不动,场面的火爆让笔者大为惊叹!
为什么海外、境外华人已经熟悉并大量购买中国大陆的简体字版的种类图书之时,我们的全国政协委员竟然还屡屡提出废简用繁的提案呢?真是令人费解。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并不是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拥有这政治资源的,我真心希望全国政协委员能够提出一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有益的提案,不要再在此类问题纠缠不息,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繁简之争 - 语言学权威专家:提倡“识繁用简” [回目录]


中国社科院国学研究“简化字和繁体字”主题论坛上,专家一致认为,虽然汉字简化有不如人意之处,但符合汉字演变规律;“现在要做的,是简化字的完善与优化,而非恢复繁体字”;为更好传承繁体字中的文化信息,可提倡“识繁用简”。另据透露,新的《规范汉字表》即将发布,“全是简体字”,这是1988年以来中国社会语文生活中的大事“之最”。

简化字普及,对新中国扫除文盲起到积极作用
论坛上,国家语委咨询委员、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董琨指出,纵观汉字演变历史,简化是汉字演变的主要倾向,而汉字的演变规律,就是简易律和区别律,二者辩证统一。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师大汉字与中文信息研究所所长王宁教授也认为,任何一次文字变革,都是在找寻简易度与区别度的最佳结合,而汉字简化,正是符合汉字演变规律和历史潮流的选择。简化字的普及,对建国后新中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如此,王宁教授称,汉字简化过程中确实有不如人意之处。“简化不是没有限度的。有的字已经过简了。譬如‘干’的同音替代,‘干净’、‘干部’、‘树干’中的‘干’全是一个字,实际上是使汉字用起来更复杂、更困难了。现在要做的,是简化字的完善与优化。”

传承繁体字中文化信息,可采用“识繁用简”

(图)传承文明,可提倡“识繁用简”传承文明,可提倡“识繁用简”
“汉字是全国十几亿人都有发言权的问题,但它是一个高层次的学术问题,不仅涉及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与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一工作,绝不是“恢复繁体字”或“进一步简化”这么简单。王宁说,“不可否认,繁体字上文化信息多。有人说,在中国的典籍库里找不到《后汉书》,因为这三个字全部变了。这是个问题。”
王宁称,为更好传承繁体字中的文化信息,可提倡“识繁用简”,即“认繁体字,书写现代文本时用简化字”。“3500个常用字覆盖99.48%的社会信息。调查发现,因为港台剧字幕、港台歌曲等普及,现在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在认识常用繁体字上是没大问题的。就繁体字的进一步使用,可以考虑在高中阶段之后的专业教育中,有意识地引进繁体字教育,让繁体字随着典籍的普及而普及。”

两岸交流,并非简繁字的舍此即彼
就“内地使用简化字不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的说法,王宁指出,两岸的简繁用字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国际编码、计算机简繁字自动转换等方式予以解决。“与台湾将来要做的,是坐下来考虑简繁字‘优选’的问题,绝非完全舍此即彼。” 另据她透露,台湾现已公布200多个简化字,“连‘台’字,使用的都几乎是简化字”。而联合国把简化字作为规范用字,已成国际规律。“目前,国际编码字符集中已经有了76000多个汉字,全是简化字。”

身份证换代时,8000多个汉字电脑输入不了
就“使用计算机,书写不怕繁难”的说法,王宁说,“汉字真的不需要写了吗?其实,当汉字实现在计算机里,笔画到了18划以上,5号宋体的笔形已经难以辨识,更不用说做注的小5号字了。让十几亿人学繁体字,那教育和文化上的成本是相当大的。建国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全面实现,周恩来总理就明确宣布不再实行汉字改革了。” 王宁告诉记者,在汉字的进一步规范上,我国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研究碑刻汉字,有400多个字,均有不同写法,少则40多种,多至306种,这样的不规范、不整理行吗?发第二代身份证,有8000多个字,在信息输入时怎么也找不着,还有4000多个字基本上是错别字。我们该怎么处理?但二代身份证和一代身份证是一定要对接的,否则登机都是问题。”

历时八年的新《规范汉字表》将发布
另据王宁透露,新的《规范汉字表》即将发布,“全是简体字”;将在1988年3月25日国家语委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基础上,对汉字规范进行修订和扩充。“类推将要严格限制。异体字将要采用认同的概念,不采用取消的概念,不恰当的也可以恢复一批。通用字以外的字形将不再随便改动,保持历史通用原形,便于历史传承。姓氏、地名、科技缺字问题要补充,其中本来列入异体字的惯用字也要恢复一批。”
据了解,这一工作,“前后做了八年”,是继1956年《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发布、1964年《简化字总表》公布、1988年《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公布之后中国社会语文生活中的又一大事。

繁简之争 - 其他亚洲国家繁简字使用情况 [回目录]


汉字虽然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其影响绝不仅限于中国,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北部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乃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在使用汉字。他们对待汉字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如何对待繁简之争提供了借鉴。归根结底,繁简并不是关键,能够让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并且发扬光大才是汉字最重要的使命。

日本:借简化汉字成功实现扫盲
每年年末,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均在京都清水寺宣布象征当年日本社会世态的年度汉字。2008年,“变”字被选

(图)2008年,“变”字被选为日本年度汉字2008年,“变”字被选为日本年度汉字
为年度汉字,理由是日本首相短期内换人、提倡“变革”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全球金融形势动荡不安等。此前获此殊荣的汉字还有“伪”、“命”、“爱”等。不仅如此,近年来,超过250万日本民众参加汉字能力检定考试,这一人数甚至超过了英语托福考试人数。日本目前数百所大学和高中在入学考试中为“汉检”合格者加分。此外,一本题为《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书籍销量已突破百万册并连续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
电脑的出现,特别是日本率先研制汉字字库成功,让汉字在日本重新焕发了神采。日本政府不仅颁布《常用汉字表》和《表外汉字字体表》,还在此基础上不断新增常用汉字。
如今,日本现在几乎没有文盲、文化水平在亚洲各国领先,这些与汉字简化不无关系。

马来西亚:繁简汉字和谐共存
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情况与日本有所不同,他们使用的是完全的中文,而非日本那般在本民族的文字中借鉴汉字。在这两个东南亚国家,中文的繁简之争早在30年前已经告一段落。
繁体字尽管在新加坡已经少见,但在马来西亚还是较为普遍,“一些媒体简繁共用,广告招牌简繁争辉,在书局,简繁出版物并排争宠”。
据悉,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使用繁体字,1977年后政府推广简体汉字,媒体、出版物等也纷纷效仿。但马来西亚政府当年推广简体字时,并没有禁止繁体字的使用,人们可以自由使用简体或繁体字。
如今,繁简汉字的共存对于马来西亚人而言根本不是问题。一位幼教工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简繁汉字有各自的优点,简体字方便书写,这对孩子学习有帮助,而繁体字优美,让人得以了解文字的历史渊源。在她看来,由于孩子学习能力强,让孩子同时接触繁简两种类别的书籍对孩子来说并不是大问题。

繁简之争 - 汉字简化原则 [回目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说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

(图)汉字简化具有一定原则汉字简化具有一定原则
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在1922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1、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
2、草书楷化。如“专”、“东”、“汤”、“乐”、“当”、“买”、“农”、“孙”、“为”等。
3、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4、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5、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运”、“远”、“扰”、“犹”、“惊”、“护”等。
6、保留原字轮廓。比如“龟”、“虑”、“爱”等。
7、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 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繁简之争 - 汉字简化小史 [回目录]

简化字汉字由来已久,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
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
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
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
近代汉字简化运动,源于太平天国,为了提升识字率,在太平天国玉玺及官方文件都书简体。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一百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P.38)。太平天国最有名的字是将“国”的“或”改成“王”,不过太平天国灭亡后,文字简化运动也停止。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许多知识份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维新运动时,一些爱国的知识份子考虑到若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复杂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在此思潮下,汉字拼音化于焉展开。维新运动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皆主张文字拼音化,但是维新运动只有百日,拼音化运动也胎死腹中。
五四运动的白话文运动为大家所知悉,事实上,文字简化运动应和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在此期间,许多人提出提升国人知识水平的方法,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简化文字获得许多知识份子的赞成,主张使用白话文的知识份子绝大部份赞成文字简化。著名的国学家胡适也不反对。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0年2月1日,钱玄同《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 “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学者的建议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并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王遂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简化字反响强烈。
1928年,胡怀深的《简易字说》出版,这是为简化汉字服务的最早的资料专书。
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陈光尧的《简字论集》等出版。
1931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
1934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
1934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徐泽敏的《550俗字表》发表。
1934年,钱玄同又一次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蜂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

(图)第一批简体字表第一批简体字表
发起。
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亦即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 324个,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但当时戴季陶等文化元老强烈反对。
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的《简体字表》第一表,业已收录简化汉字1700个,只是抗日战争爆发,汉字简化工作才被迫停止。
后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于1952年再次提出文字改革。
并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写些文章造舆论。
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后遭著名学者胡秋原极力反对。胡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
1956年大陆推行简化汉字运动,国民党当局开始将简化汉字斥为“共党阴谋”、“忘本卖国”等等。那时的台湾,汉字简化方案被赋予政治颜色。遂被永久搁置,最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的统治范围内推广,该区的报章杂志使用了既有的或创造的简体字,这些字又称为“解放字”。但人们更热衷于新文字的创造。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许多新文字方案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以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和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影响最大。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改革汉字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但协会成立后,人们对于新文字的热情远远高于汉字简化。(主要指的是创立一种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汉字,)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国各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同时,全国各地新文字研究组织也纷纷成立。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000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 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但当时对于这个问题中央还没来得及考虑。刘少奇回信给吴玉章说:“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众应用。”
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直到此时,简体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952年2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学者们的建议,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
1953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
1953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2月收录了1634个简体字的第三稿拟出了。
1954年10月8日,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4年1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汉字整理组在第五次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798个简体字、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251个手写体汉字简化偏旁)。
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于1955年2月公布于人民日报上,7月,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由董必武为主委,郭沫若及作家老舍都是该会成员。同年10月,草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认可。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使用简化字。
1956年1月28日通过简化字515字(一说是517字)及简化偏旁54个。分四批推行。
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间已经应用了千百年的俗体字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1964年国务院又公告了《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使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类推的1754字,共2236字,这就是今天通行大陆的简体字,
1967-69年文革火热时期,各地方红卫兵都曾推出不同程度过分简化的字体,文革后也明令禁止使用。
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随即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
1981年,为适应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的需要,我国发布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GB2312-80 。
GB2312将代码表分为94个区,对应第一字节;每个区94个位,对应第二字节,两个字节的值分别为区号值和位号值加32(2OH),因此也称为区位码。01-09区为符号、数字区,16-87区为汉字区,10-15区、88-94区是有待进一步标准化的空白区。GB2312将收录的汉字分成两级:第一级是常用汉字计 3755个,置于16-55区,按汉语拼音字母/笔形顺序排列;第二级汉字是次常用汉字计3008个,置于56-87区,按部首/笔画顺序排列。故而 GB2312最多能表示6763个汉字。
1986年由国务院废止二简方案。同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而且和文化部、教育部同时发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一致表示: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应当保持稳定,以利应用。至此,大陆汉字简化运动暂告一段落。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号发布并定于2001年一月一日生效。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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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25974/26001/27288/1872280.html
新民晚报http://xmwbsq.news365.com.cn/zh/200907/t20090716_2394489.html
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9-03-04/022515250715s.shtml
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3-05/1590127.shtml
太原语委http://www.tyyw.net/Manage/ArtShow.asp?ArticleID=481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9-04/09/content_175765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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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7-21

词条创建者 : 亢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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