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句: Build your own dreams, or someone else will hire you to build theirs. 打造自己的梦想,否则你就会被雇用去打造别人的梦想。 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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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丁酉(鸡)年十月初六

中国日本,两个相邻而居的国家,两千余年来共有过四次战争。这四次战争的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兴衰。将樱花献给大唐,把战刀指向大清。

第一次 白江鏖兵

  唐高宗年间,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结果是“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日本荧火之光,安抵大唐浩月之辉。其势力彻底退出朝鲜半岛。

第二次 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明朝中叶,丰臣秀吉刚统一日本,便将战刀指向了朝鲜。明庭派兵援朝,侵朝日寇全军覆灭,丰臣秀吉一病而终。此后三百余年日本未敢染指朝鲜。

第三次 清末甲午战争

  日本经过上千年的前仆后继,第一次实现了吞并朝鲜的战略部署,在亚洲大陆上取得了梦寐以求的立足点;同时割占台湾,对中国形成海上包围;勒索二亿两白银,取得巨大经济收益和军费补充。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被割让给日本。“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台湾同胞怀着悲愤的心情奔走相告,“哭声达于四野”。

  6月初,日本侵略军攻占基隆,台湾巡抚唐景崧仓皇溜回厦门,致使作为台湾门户的台北不战而陷。在此危难时刻,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家园、抗日寇的武装斗争。爱国将领刘永福被公推为义军首领。

  刘永福的黑旗军原是广西天地会起义军旧旅,在中法战争中因屡次击败法军而闻名。甲午战争爆发后,时任南澳镇总兵的刘永福被调往台湾,协理台湾军务。当军人和官僚绅士们躲逃时,刘永福毅然接受推举,领导抗日。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等地,与日本侵略军缠斗数十次,使敌人受到沉重打击。

  然而,清廷腐败无能的后遗症仍在台湾蔓延。由于台北库存的巨款均被唐景崧卷走,台湾抗日武装严重缺饷,刘永福只好派员到内地四处“化缘”。当时,全国人民对刘永福和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行动,十分感动,深表拥护。但清政府中的主和派却百般阻挠,一再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李鸿章竟在上海扣留转汇台湾作为军费的款项。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的刘永福发出长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悲壮地退回广东。 另一位义军首领徐骧则发誓“不愿偷生回大陆 ”。徐骧高呼着“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与日军顽强作战,直至殉国。

  当日本侵略者于11月下旬宣布“全台平定”时,林大北毅然提出“驱逐倭奴,恢复中华”,在宜兰发动起义。 此后50 年,台湾同胞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



第四次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7月8日,日军攻占宛平城北、永定河岸的龙王庙和平汉铁路桥,威胁宛平城。形势异常严峻。但日军后续部队尚未赶到,桥头的日军不敢贸然向永定河西岸运动。驻守宛平的29军旅长何基沣,抓住战机,命令加强营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夜袭龙王庙和平汉铁路桥的敌人。这天夜里,细雨纷霏,日军戒务不严。加强营战士悄悄接近日军,突然发起攻击。日军猝不及防,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白刃战,全部被歼灭。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
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7月11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扩大侵华战争,随后派遣陆军10多万人,入侵中国。大批日本援军进攻北平、天津。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为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史称“八.一三”事变。第
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

  “八.一三”事变以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后来,又把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陆军新第四军,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国共合作宣言。至此,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时刻,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日军占领平津以后,日本军部决定向华北和华东两个方向发动攻击,速战速决,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战役,抵抗日军侵略。

  为了打退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激战三个月,史称“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

  1937年8月14日凌晨,蒋介石命令驻扬州的空军袭击日本军舰。中队长刘粹刚率领18架飞机出动。他们把炸弹准确投向日舰。随着一声声巨响,上海黄浦江上的日舰浓烟滚滚,迅速下沉。

  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先后投入40万兵力,日军投入20万兵力。日军先向闸北朝犯。守军挫败
日军进攻,并向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攻。敌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舰炮支持,坚守待援。

8月下旬,三个师团的日本兵,在军舰掩护下登陆,向宝山、吴淞一线进攻。守军苦撑20余日,伤亡惨重。坚守宝山城的500多名官兵与日军血战,全部壮烈殉国。9月,日军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

10月,日军攻入上海市区,守军退到苏州河南岸。副团长谢晋元率800名官兵,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他们孤军奋战四昼夜,歼敌200多人。11月,日军又有三个师团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从西线迂回包抄上海。中国军队被迫全线撤退。


  淞沪会战期间,华北日军侵入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国民政府组织太原会战。八路军开赴山西,
参加会战。朱德、彭德怀命令林彪率领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忻口阻击日军,战斗十分艰苦。不久,日军侵占太原。


  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

  忻口在忻县之北,右靠五台山,左依宁武山,是太原的北大门。1937年10月,日军对中国军队
忻口防线,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用火炮、飞机狂轰滥炸。中国守军防御工事被毁,伤亡殆尺。另一部分中国守军组织反击,激战到深夜,将突入的日军,全部围歼。

  八路军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切断了日军由大同至忻口的补给线。八路军129师奇袭代县西
南的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遏制了日军对忻口的空袭。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成为战时的陪都。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
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30多万人被害。


  根据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当地居民史荣禄证言:日本兵把一批中国人赶到大窝子,叫他们把
头一天杀死的尸体丢进大江里,然后又把这些中国人枪杀。我亲眼见到日军这样连续屠杀了三天。


  1938年春,日军从山东分两路进犯徐州。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
将两路日军分别阻止在山东临沂和台儿庄。在台儿庄消灭日军1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1938年秋,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此后,由于战线太长,兵力、财力、物力不足和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后方,日本基本上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大规模战略进攻。就中国方面看,正面战场连续败退,人民抗日力量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打败侵略者。这样,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宣告了日本侵略者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计划的破产。日本帝国主义因而改变了战略方针。它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政府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战争的目的在于“建立东亚新秩序”;12月,又提
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不久,日本新任首相平沼也表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这就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在策略早发生了新的变化。

  英美帝国主义为了推动日本进攻苏联,力谋与日本妥协,也极力对国民政府进行劝降活动。英
国驻华大使以“调停人”自居,在重庆同蒋介石多次密谈,劝说与日本“议和”。美国驻日大使也表示支持建立“东亚新秩序”。


  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
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华政策的产物和工具,它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帮助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我国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并且组织伪军进攻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汪精卫集团在抗战一开始,就积极鼓吹“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并且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
俱乐部”。汪精卫供认:“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

  1938年12月,经过周密策划,汪精卫潜离重庆,飞抵昆明,逃往越南河内。随同叛逃的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等。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通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诱降声明。第二年,汪精卫到日本进行卖国交易。随后,他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接着,汪精卫又在上海与日本秘密签约,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1940年,在日本反指使下,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权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叛国以后,延安抗日军民召开讨汪大会,侵略军、新四军发表讨汪救国通电。国统区各界人民也纷纷集会,一致计汪。海外华侨致电国民政府:“汪逆叛党祸国,颜事敌,罪大恶极,浮于秦桧。伪组织之下群丑,沐猴而冠,高贼作父,丧尽天良,辱尺华裔,乃抗战当前之大敌。”蒋介石集团也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

  日本侵略者利用殖民机构直接控制、军管理和“委托经营”等方式,大肆掠夺

沦陷区的工矿业。日本还以“中日合办”为民,将矿业、钢铁工业等交通运输业等,由日本公司专

营。这样,日本将沦陷区变为其工业原料基地,用以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并且从中获得巨额的利

润。


  在东北沦陷区,1931年日本的投资额为5.5亿美元;1936年达14.5亿美元;1936年达14.5亿美元;1944年增至52.7亿美元。日本以强制手段驱使中国工人从事繁重的劳动,榨取他们的血汗。从1932年至1944年,日本从东北所得的利润大量输往本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先后接收了英国投资的焦作、开滦等煤矿。华北煤矿全部为
日本侵略者所有。华北沦陷区每年向日本输送的原煤达到800万吨。

  日本侵略者强占沦陷区的大量耕地,用于修建公路、封锁沟和飞机场等,或者分配给日本移民使用。日军对粮食实行“统制”,不得自由运输,造成农村普遍的粮荒,饿殍遍地。在上海,日本三年间配给居民的粮食,尚不足一年的食用。北平居民吃的是配给的豆饼、树皮、草根等制成的“混合面”。


  1937年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达24万人。到1941年,日本向关内移民达70多万人。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农业人口,他们使用的耕地和房舍都是从当地农民手中强占的。日本没收农场的土地达5.6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占冀东沿海土地700万亩。日伪政权还强制低价收购或直接掠夺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上海伪政权将低价强购的纱、布绝大部分运往日本。华北各地的粮食收购价格一般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


  日本在沦陷区到处抓丁拉夫,掠夺劳动力。仅在华北地区就劫走青壮年600万人以上,被送到
东北等地从事苦役劳动。此外,还有10多万工人被俘士兵,被送到日本去做苦工,这些劳工绝大部分被虐杀。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抢占银行,掠夺金银和现款。沦陷区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50多家公私银行,共损失4亿多元,其中绝大部分被运往日本。日伪政权还在沦陷区开设“满洲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等20多家金融机构,滥发没有储备基金的伪币,攫取中国的资财。此外还印制大量军用票在沦陷区流通。日伪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加紧对人民的搜刮。


  日本侵略者将掠夺的法币集中运往上海,在租界套取外汇,向第三国换回战争急需的物资。日伪银行发行的各种伪币多达8.8亿元。滥发纸币造成币值降低,物价上涨。上海的米价,从1941年12月的每石238元涨到1945年8月的每石15万元,增长6300倍。河北人民缴纳的捐税,名目有“皇军慰劳金”等100多种。

  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建立了一套殖民化的教育体制,缩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使初等教育阶段在整个学制的学习年限中比重加大,目的在于通过学校从小就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教科书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为基本内容。在东北,日语被定为各级学校必修的“国语”科,原有的国语改称汉语。学习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此消磨和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实行共同化政策。这是奴化教育的重要特点。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以后,下令搜缴并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和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和教科书。仅1932年3月到7月的五个月中,焚毁书籍就达650余万册。同时,对各级学校师生员工进行清洗。1932年,东北地区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为16000余人。在沈阳三中,日本统治者一次就杀害爱国师生35人。

  伪满洲国的《学校教育要纲》中规定:“任何学校均须列日语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而将来满
洲国的共通语言,决限定用日语”。学校强迫学习背诵伪满皇帝发布的《回銮训民诏书》,学唱《亲日歌》等反动歌曲。通过日常生活、各种典礼仪式等对学生进行毒害,企图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所谓“忠良国民性格”的顺民。学校的教师都要受严格审查,并在特务机关的监视下进行工作。


  在社会教育方面,日伪利用报刊、图书和广播等媒介大肆宣扬封建道德,进行反共宣传。他们不准人民阅读进步书籍,一经查出,即以“思想犯”论处。

  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下,沦陷区人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采取并村、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实施保甲连坐制度等办法,企图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力量。在华中,日伪政权发动“清乡运动”,对抗日爱国人士实行恐怖政策。


  日伪将江南的镇江等10县划分“清乡区”,后来又由江南地区逐渐推广到浙西游击区。日伪还在上海租界附近设立“特工总部”,专门杀害抗日爱国人士。据统计,有数千人惨死于这座杀人魔窟。

  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烧杀淫掳,无恶不作。日军铁蹄所至,人民的财产被掳掠一空,就连农民的
牛羊鸡鸭,也被抢掠净尽。


  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领导群众同
日伪政权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反对殖民统治。开滦煤矿、上海邮电、自来水厂工人等相继罢工。江南10多万农民举行暴动,消灭了日伪军的征粮队。


  南京间汪伪政权的所在地,这里烟馆林立,烟毒泛滥成灾。日军贩毒集团在这一地区从事毒口交易活动,牟取暴利,每月达300万元。到1938年,吸食海洛因者已有5万人,吸食鸦片和其他非法麻醉品的人数更??,不断起来斗争。1943年,南京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捣毁烟馆,没收烟具,驱散烟客,掀起大规模的“消毒”运动。

  1939年上海出版的伪《中华日报》的广告中,刊有“打倒汪精卫卖国贼”八个字的标语。这一
被称为“工人反汪壮举”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震动。报社的排字工人“平日虽为衣食服务于该馆,然良心不死,爱国之心,并不后人。对于汪逆种种倒行逆施,久已怀恨。……乃激于义愤,在其自身创办之伪报上刊出讨汪标语,使全市人民莫不痛快,而予汪逆以严重之刺激也。”

  武汉失守以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反共投降倾向日益增长。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确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对方针,决定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议还决定成立党政军一体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以加强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一方针的确定,标志着国民下放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要转变。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内,由抗日转向反共。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说,他的“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这种表示,意味着可以放弃东北和华北的主权,只要求保存与四大家族利益密切相关的华中和华南。蒋介石的这个投降价格是同日本诱降的条件相接近的。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
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态度具有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的两面性。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浪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政府胡宗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山西阎锡山部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也受到攻击。


  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军事进攻以前,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
分开,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继续争取同蒋介厂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决予以回击。

  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升起,日本谋求霸业的不义之战以一败涂地而告终。中国虽然赢得了这次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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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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