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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丁酉(鸡)年十二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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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时期人口的分布和迁徙 - 正文 [回目录]

  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在古代,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的数量、分布和迁徙,反之,人口条件又积极地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因此,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地域分布和迁徙,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
《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 全国总志、 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这就为研究历史人口地理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不过应该指出:历代封建王朝编制户籍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和兵劳役,所以由于历代赋役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对抗,户口的隐匿、漏报、逃亡、流徙的情况屡见不鲜,政府所掌握的户籍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文献上保留下来的历代人口数字,仍然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人口调查资料。
  两汉时期
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1235.6490万,口5767.1401万。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阳(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 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 据《后汉书·郡国志》 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4789.2413万。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 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逐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如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后汉书·刘虞传》)。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以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如建安末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川东),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曹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曹丕建都洛阳,徙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东吴孙权在建安年间连续西征盘居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刘备入蜀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也迁民于成都平原。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布于沿边诸郡。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万余落。东吴征服山越后,也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经三国时期屡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高的。所以据西晋太康初年 (3世纪80年代)的户籍,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黄河流域集中在司、冀2州,约占全国人口的32.12%。全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冀南与鲁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 5万以上。可见是由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强。换言之,即北方8个人中有1人南徙,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而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并在北设了大批侨州郡县。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
  唐宋元时期 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全国有户9百万,口5200万。秦岭淮河以北占3/5,而河北、河南二道,相当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秦岭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和宁绍平原。江南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有1000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再依次是关内道(今陕西)460余万,剑南道(今四川)400万,河东道(今山西)370余万,山南道(今陕、豫、鄂交界各一部分)250余万,淮南道(江淮之间)220余万,最少的是岭南道(今两广和越南北部)91万和陇右道(今甘肃)53万。
  安史乱后,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战乱,大批人口南迁。“天下衣冠世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太白全集26》)。人口普遍下降。加之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户口隐匿不报。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残缺不全,难作全面估计。现以元和年间(806~820)南方几个州与天宝年间户数相比,襄州(治今襄樊市,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昌,领县5)100%,苏州(治今吴县,领县7)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65%,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75%。足以说明唐代后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境有户1600余万,崇宁元年(1102)有户2000万。每户以5口计,11~12世纪初北宋境内约有 1亿人口。现以后来宋金界线(基本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方有户5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元丰时有户 520万,崇宁时有户570万。其中两浙路(即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丰时178万,崇宁时198万。其余依次是江南西路 (除江、信、饶3州外的今江西省)、江南东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福建路(今福建省)。两浙路自唐以来即为南方最富庶地区,江南西路在北宋时湖滨平原和吉獭滂地得到了充分开发,山区又有发达的工矿业,故人口大增,其户数虽低于两浙路,而口数却超过两浙路而居全国首位。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现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户数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福建路增加32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总之,南宋时代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到了元代, 南北人口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逆转。 江浙、江西、湖广3行省(相当今苏南、皖南、沪、浙、闽、赣、湘、粤、桂、鄂小部分、黔之大部分),竟占了全国人口的83.73%。当然,《元史地理志》所载各行省的户口数来源不一,不甚精确。但作为概貌来看,大致还是可信的。
  明清时期 明初政府采取移民措施,如将江南人北徙淮域,西徙云贵;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迁北平、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民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以后社会相对稳定,政府又鼓励人民从狭乡迁往宽乡,经过自然的调整,到了万历初年,南北人口的分布渐趋均匀。今以万历六年(1578)的记载为例:①北五省:北直隶(今冀、京、津)、晋、鲁、豫、陕(今陕甘2省)的人口为2500万。 ②中五省:南直隶(今苏、皖、沪)、浙江、江西、湖广(今两湖)、四川的人口为 2900万。 ③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人口为670万。各地人口分布比较均匀,这是因为南方可耕种的平原毕竟较少,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进行自我调整。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二是向山区进发。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岭、大巴山区迁徙。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 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三是向边区迁徙。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晋、鲁、豫、冀 4省人均有,尤以冀、鲁为多。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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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 2009-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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